文学

     上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特廷和阿姆巴赫，下法兰克地区克罗那赫附近的施坦因，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布雷瑟科夫、柏林附近的兰斯多夫，以及奥登森林或者维特劳，东弗里斯兰或者波兰边境上其它众多不知名的村庄——数量惊人的德国新小说以这些小地方作为故事背景。这些书都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作者包括尤迪特•灿德尔（Judith Zander）、扬•勃兰特（Jan Brandt）、丹尼拉•克林（Daniela Krien）、安德里亚斯•阿尔特曼（Andreas Altmann）、卡塔琳娜•哈克（Katharina Hacker）、安德烈亚斯•迈尔（Andreas Meier）、尤利娅•弗兰克（Julia Franck）等；其中还有戏剧演员约瑟夫•毕尔毕希勒（Josef Bierbichler）或电影导演奥斯卡•勒勒尔（Oskar Roehler）等人的文学处女作。这些小说中小而封闭的故乡世界是一个微观宇宙。它们以小见大，以小故事的形式演绎了大历史。作家们有意地专注于刻画一个有限的世界一角，以深入探究他们所讲述的生存境况。

     文学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如同一个放大镜，通过它，时代与生活故事之间的关联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因为在乡村里，这些关联尤为明显。通过村庄可以用个人命运为例，反映历史中的突变和转折，如柏林墙的倒塌：对原东德历史素材的反思在当前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则干脆催生出了一个特定类型，比如佩吉•梅德勒（Peggy Mädler）或安格利卡•克吕泽多夫（Angelika Klüssendorf）的作品，而乌韦•特尔坎普（Uwe Tellkamp）的书更是如此。

     对地域感到麻木：战后文学曾是如此

     2011年最重要的一些图书为故乡小说平了反，更准确地说，是乡土小说。这让人不禁将这种回归看做对已使个人难以应对的全球化的一种反动。这种对如今的现实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过程是非常抽象的。那些很具体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决策，却是在远远脱离了我们感知的层面做出的。互联网与国际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匿名倾向，使文学在形式上面临难题。对于始终未曾谋面的人，是难以产生情感共鸣的。一个被强大离心力所撕扯的现实，难以容纳在一本书之中。我们所有人都受制于超个人的、不再具有个人象征性的境况和条件。但是这又让人如何来讲述呢，叙述难道不是总从个人出发的？有鉴于当今变化不断的生活中的异化，小说作家们重新对故乡与出生地产生浓厚兴趣，对那些生存情况的先天确定性加以探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中间可以察觉出一种对自己生活经历中那些不可重复性的新意识，一种预感，即生活的内容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被确定的，而不是由自由选择的结果。

     在实现自我时快乐的忙碌，即对不受拘束的生活规划的感受，也引发了回归的渴望：渴望安定与团结。尤其是年轻作家在已丧失的持续性和遭抛弃的谱系中寻找支点，以文学创作来召唤祖先。当个人主义让人感觉如同冻土般冰冷时，那地域色彩明显的传记就像温暖的巢穴一般显得诱人。孤独的自我作为德国文学中骄傲的自食其力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解放的散文体作品这一类型已成昨日黄花。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数乡村式出身环境只能是作为黑暗背景出现，当作受意识形态毒害的泥沼，个人非要抓着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中拔出，以表明自己是自由的人不可。当时的写作模式是以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偶像级小说《在路上》为典范的road novel，写的都是从狭小的故土世界出逃，要闯荡世界增长见识，实现独立。从故乡这一点来看战后文学，它可以用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一部小说的题目来形容：“对地域感到麻木”。

     文学失忆症的意外伤害

     战后文学对祖先的怀疑及其带来的对现实的执着，是对纳粹的“血与土地”宣传的一种反动。后者将“故乡”作为既受强调也遭误解的斗争概念加以工具化，同时也将其毒化了。在战争之后，人们想切断一切与过去的联系，在启蒙的民主精神中重新塑造自己。但是这也让文化丧失了值得作为遗产传承保留的东西。

     德国文学从传统上来说从来就是一个区域性文学。德国不仅仅是个诞生较晚的国家，作为语言与文化共同体，它也比其欧洲邻国形成得晚。今天的联邦主义表达出了一种去中央集权的宪法意识，城市和地区以此互相竞争。席勒和歌德说话都带有浓重的乡音，一个人有施瓦本口音，另一个是黑森地区口音。而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受其出生地的风土人情影响：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受到勃兰登堡州的影响，托马斯•曼受到吕贝克的影响。这一点在战后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没有了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德国战后著名作家，译注），没有了但泽的格拉斯，没有了罗斯托克的瓦尔特•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没有了科隆的伯尔（Heinrich Böll）会是什么样？可是受禁忌之困的故乡概念还是堕落为庸俗文化。

     德国文学会重新变得更有德国味儿吗？

     所谓的故乡电影侵占了故乡概念。影片中调动了浪漫的、田园诗般的、饱含逃避主义的关于一个美好世界的幻想，将历史中的扭曲错位简单地屏蔽、压抑下去了。所以，恰恰是一个电影导演，强烈地反对将故乡概念单一化地吸收，这并非偶然。埃德加•赖茨（Edgar Reitz）的三部曲标题就已经一目了然：《故乡》。这一组里程碑式的电影既是一个乡村的传说，也是德国的一部编年史。影片以虚构的浑斯吕克地区沙巴赫小镇为例，描述了德国走向纳粹和战争的道路，以及从战后重建，到经济奇迹再到柏林墙倒塌的历史。赖茨凭借这组电影为当前的德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样本。当代德国文学不会粉饰过去，但是它也不惮于在回顾中看到一种神话般的力量。

     格奥尔格•克莱因（Georg Klein）、奥斯卡•勒勒尔或者卡塔琳娜•哈克，重新用起了魔幻叙事元素。在他们笔下，乡下代表着原始和未受侵扰。这也表现在有意保持古风的遣词用句上。“夏天曾是我的故乡。我的身体在它中间嬉闹。它在一清早唤醒了我，让我全身振奋。”奥斯卡•勒勒尔在他的小说《出身》中这样着重描述了他的少年主人公的生活感受，他把这个主角展示为一个高贵的野蛮人。而在卡塔琳娜•哈克的《一则乡村故事》中，一个无法确切定义的“我们”，一个混乱的集体名词也同样召唤出了如童年盛大夏日般的美好时期。上述这些作家以此坚持了一种叙事策略，即以通过发挥新的，长期受抑制的表现力来对抗学院派写作班里训练出的那种艺术手法。他们反对可国际通用，一切兼容的写作方式。照此来看，德国文学正重又变得更有德国味儿。

     来自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冰岛的文学在德国赢得了特别多的读者，这也可以用卷土重来的文化乡土观念来解释。就全球来看，冰岛就如同阿斯特里克斯漫画（比利时著名漫画系列，描述了不屈服于古罗马帝国的高卢村民，译注）中那个威武不屈的高卢小村，它对抗着世界经济这个帝国，让人乐于接受。在艺术家与非专业人员组成的，丰富多彩而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色的一群人构成的政府统治下，这座岛现在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它意识到了它那拥有众多传说和传奇的丰富文学财产，这个岛深处的火山在沸腾。我们的文明只构成了薄薄一层地表，浮游在汹涌滚动的自然强力之上，这一关于远古力量的知识现在也决定了文学气候。作家们重新在超越个人的力量中发现了他们写作的资源。在未来完全不确定的时代，过去是人们唯一拥有的无法剥夺之物。冰岛的这种生活感受已经变得可以涵盖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