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柏林—富上海
都市论坛——2009年中德城市可持续发展经验报告
作者：克里斯托弗•巴克斯（Christoph Backes），Creative Business Consult公司，不莱梅/德国
德国联邦政府近来发起了旨在发展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倡议活动，借此来强化德国在国际上的创意产业战略基地形象。不过，该倡议活动的政治目标绝不仅仅如此。近日，作为撰写该活动研究鉴定报告作者中的一员，我很高兴受上海歌德学院之邀来到上海，向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学生、科学工作者及机构代表介绍该倡议活动的研究鉴定结果。
在名为“都市论坛——中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上，来自中德两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作了有关的报告。由于报告围绕的主题是文化与创意产业，其涉及的范围自然也相当广泛。例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亚太地区培训研究中心文化与创意产业负责人孔萍博士就在报告中指出，上海为争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其“设计之都”的称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上海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公开探讨和争议。此外，其他艺术家也在论坛上介绍了一些具体项目，譬如“乐天陶社”倡议活动，该倡议旨在通过艺术手段促进当地经济以及传统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喜马拉雅艺术馆（原证大艺术馆）馆长馆长、策展人、艺术家沈其斌先生则提出了 “艺术超市”的理念，展示了经济与艺术之间的不同内涵体系。
与会者很快就发现，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活动，我们都处于一个国际化的层面上。通过相互交流，人们了解到各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认识到战略基地之间正在为争夺创新型人才而展开激烈的全球竞争，因为他们所带来的经济创新成果确保了全球经济在过去整整20年间的持续增长，而创意产业也因此成为各国经济体中最大规模的行业之一。中国人甚至知道德国人区分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这种典型的德国式做法，而这种区分似乎又意味着双方之间有些许共通之处。因为创意和文化从来都不是一回事，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尽管如此，人们一直以来都很难对文化产业进行跨文化间的比较。例如，两种文化间关于个体的定义就有很大的区别。在德国，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作为文化与创意产业价值创造的出发点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而中国奉行的观点则是圣人无意，效率是含而不露的。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在其《效率论》一书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为发展文化与创意产业所采取的行动和措施似乎是如出一辙的。为了吸引创新型“知识工作者”，使本国成为全球创新热点地区，中国、拉美、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家采取了近乎相同的措施：政府将废旧的工业建筑进行翻修，搭建起一间间物美价廉的公寓；为他们营造一种充满卡布奇诺浓香的城市夜生活氛围；提供进行跨学科交流的场所以及优惠贷款的渠道；让他们更容易找到感兴趣的客户和获得高报酬的工作机会；并为组织和发展下游创意产业链提供成本低廉的物流与后勤服务。
争夺创新人才之战
无论哪个国家，尽管国家的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它也总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那些具有所谓高创新潜能的人才总喜欢自主选择其栖身发展地，同时，对于什么样的工作领域和工作环境是具有吸引力的判断标准和审美原则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创新人才看来，金钱和利润最大化的诱惑往往并非最重要的工作动力。与此相反，有趣的创作空间反而比金钱更具吸引力。而在全球创新产业的热点地区，创新观念的生命周期很短，不断有废旧工业区被政府改建成工作区和住宅区，也不断有新的艺术节诞生，但它们被淘汰的速度有时简直比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还要快。如此看来，全球各国的措施和手段都大同小异（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创新性的表现），人们不禁要问，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赢得这场争夺创新人才之战的胜利呢？
通过上海都市论坛上的经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中德两国的科学界都已经认识到这些特点。身兼数职的王如忠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及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理事——也在其报告中指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研究机构、丰富的资源以及为此开展的广泛活动，德国的文化与创意产业研究机构只能望洋兴叹。
为发展文化与创意产业，上海实施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在短期内便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平。特别是其创意集群数量之多（总共有81个），以及所采取的种种市场营销措施，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任意一个创意集群的规模都可与德国杜伊斯堡北风景园媲美。我还亲自实地参观了一处集群基地，从第一眼我就能看出来，这里的各个方面都丝毫不逊于德国的大型创意基地。
仅从这惊鸿一瞥就可以看出，上海正在斥巨资竭尽全力为发展文化和创意产业而招募全球范围内的有识之士，而不仅只像傲慢自负的德国工程师认为的那样，说中国只会从国外购买顶尖技术或者是抄袭模仿别国技术！但不管怎样，我最终乘坐时速43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飞驰在了上海从浦东机场到下榻酒店的路上，而并不是在汉堡与柏林之间。
有些德国人有种文化自负，他们总是认为，德国在文化和创意产业方面拥有创新技术和知识的双重优势。而在中国的上述发展面前，这种自负心理不仅第一眼看上去就显得很狂妄，同时也经不起进一步的分析。和古老的欧洲一样，“中央帝国”也认为自己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与创意传统。
战略：相似却不相同！
德国联邦政府的倡议活动在一年前才开始研究文化与创意产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从德国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一研究还是进展得比较顺利的。该倡议活动在发展德国文化与创意产业方面似乎奉行了一套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战略：尽管人们一再强调文化与创意产业的重要性，然而与中国相比，作为世界第三大富裕经济体的欧洲在改革进程中投入的资金较少，实施方式也相对有限。或者正如不久前柏林市长在媒体上所说的：柏林虽然穷，但很性感！乍看之下，人们似乎觉得东、西方之间的共同点——同时也是不同点——在于，贫穷使人们更富创造性，而富裕使人更富裕：即“相似却不相同”！
都市论坛上的报告和讨论充分表明，中国目前正在大规模引进最值得关注的创新人才和创新构想，并为下游价值创造链提供成本低廉的大众市场后勤和物流服务。在这一背景下，人们过去一直在激烈争论是否要承认知识产权，因为知识产权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同的。不过，中国很快就将刮起一股保护知识产权之风，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无论在哪里，都将由新创意的产权所有者来实现整个价值创造链。在欧洲，如果有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好的构想、品牌和创意活动，那么就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误区。
东西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瓶颈似乎如出一辙：如何产生具有可复制性的好点子、好创意？在争夺顶尖人才的大战中，全球各国似乎都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既如何找到创意和实施创意。德国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倡议活动也同样面临创意实施的问题。94.5%的微型企业从不缺乏创意和构想，可问题是如何通过专业化措施使其能为企业所用。与上海的一系列大型投资相比，德国的相关措施显得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是，在购买创新构想和形象的同时，还要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不论是在东方家还是在西方，将创意到价值创造的转化过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也就毫不奇怪上海为何即将实施“创意产业领导发展项目”，因为人们希望通过这种转化，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辐射出更多的经济效应。而我们德国由于具有文化争议和联邦制的特点，这种转化过程的速度势必与采用集中体制的中国有所不同。
2009上海都市论坛也带给我不少疑问：德国的相关研究人员难道不应该更加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上海所发生的一切吗？为了提高竞争力，我们难道不应该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互理解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在了解中国的背景下避开中国，重新定位联邦、各州、乡镇及城市的既定战略吗？
温水煮青蛙
论坛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来到上海博物馆门前，站在将近200人的长队里。有人给大家分发了一份有关消费和旅游行为的调查问卷，我也填写了。从这份设计得非常专业的问卷中可以看出，主办方希望向来访者学习。我填好问卷后，身旁的一位年轻人请求我往他的PDA手机里录几个英文和德文单词，供他学习和练习如何准确发音时使用。这儿的每一个人似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不禁想起了著名经济与社会哲学家汉迪先生（Charles Handy）所讲的温水煮青蛙的寓言故事：把一只活青蛙放入沸水中会发生什么呢？青蛙会试图往外跳。而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入温水中，再慢慢调高水温，人们会惊奇地发现，青蛙并不会往外跳。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青蛙就这么被煮熟了。这个寓言备受企业顾问的青睐，因为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机构缺乏善于学习的机体，那么它就无法感知周围环境的缓慢变化。
“为了不让青蛙煮熟”，文化与创意产业领域的所有关键决策人都应组团来一次上海！
我的这趟中国之旅已经初见成效：等回到德国后，我要从App-Store上往我的iPhone手机里下载一款中文学习软件。我一定还会再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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