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2011年夏，与杜伊斯堡“爱的大游行”踩踏事件时隔一年，有必要简短回顾一下该活动背后某种理念的演变轨迹：它从一个小众聚会圈的无政府主义乐趣开始，发展成为参加者逾百万和蕴藏巨大商机的大规模活动，并最终酿成一场惨剧。

柏林，1989年：一位绰号“蛾子博士”（马蒂亚斯·罗因克 Matthias Roeingh）的DJ和他的女朋友（达尼埃尔·德·皮西奥托 Danielle de Picciotto）灵机一动，发起了一场类似于狂欢节游行的电子乐活动，当时共有150人响应了他们的号召。这场原本以“和平、欢乐、鸡蛋煎饼”——引自措词诙谐的活动公告——为名义而进行的滑稽嬉闹的“示威游行”，有朝一日竟居然发展成为遍及全世界、吸引观者数百万的超级喧闹大会，在最初看来既无任何征兆，也非组织者的初衷。

热舞永不休

“爱的大游行”诞生之时，正是德国被“统一”二字打上深刻烙印的特殊时代。柏林墙倒塌后在内城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在这里，电子乐一度成为某种亚文化人群的声响代名词。在享乐主义和未来畅想的推动下，“锐舞派对”盛极一时。聚会成了活动本身的目的，这是一种沉溺于音乐、肉体和集体迷幻的自我消融，历史在其中毫无影踪。

电子乐在当时可谓是“插了电”的神秘主义，它昭示着一种精神上的极乐，这种极乐借以实现的途径便是群魔乱舞的狂热宣泄。在新欧洲所谓的“临时自治区”，这种音乐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那些被占据的空房、昔日东德政府的废弃建筑里，在东西两区间的过渡地带，各种带有实验色彩的空想社会形式纷纷出笼并被付诸大胆尝试。

对于大多数拥趸而言，音乐和活动俨然已水乳交融，成为一种聚会形式的行为艺术，一种逃避现实的迷幻音乐模式；电子乐，即时尚的代名词。1991年，柏林的发烧友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五月天”音乐节，这场室内锐舞派对一开始便吸引了五千乐迷，到后来参加人数超过两万。直至1995年，“爱的大游行”和“五月天”音乐节一向都是电子乐流行圈内无可争议的首要盛事，节日期间，全德国的电子乐迷和远道而来的国外粉丝们都会在此聚首。

在柏林选帝侯大街上游行的队伍吸引了大量围观人群，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以几何级数递增，及至1995年，传统的游行线路已无法容纳五百万之多的参加者。而与此同时，活动组织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专业结构也逐渐成形，随着大量赞助交易以及游行“颂歌”等配套出版物的营销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活动的商业意味也越来越浓，大游行的主人公们也纷纷以时代先锋而自居。组织者开始刻意打造和宣传诸如“锐舞国度”“锐舞社群”等概念，力图将电子乐定义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化宣言。在此背景下，爱的大游行活动被迅速复制和移植到世界各地，许多地方时至今日仍在延续这一节庆传统。

从选帝侯大街到胜利女神纪念碑

游行终点被移至胜利女神纪念碑后，“爱的大游行”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原本混乱无序的大街巡游开始演变为超大规模的闭幕庆典，组织者抛弃了原先那种自发性质的“浪游”形式，将游行花车按照竞价排名的先后统一分配给各广告运营商；见此情形，地下音乐活动者纷纷弃之而去，并于1997年创建了针锋相对的“恨的大游行”（Hateparade）活动，即日后所谓的“去你的大游行”（Fuckparade）。发展到后期，电视台也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为“爱的大游行”鼎力助阵，最初的亚文化现象终于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众文化奇观。

此后“爱的大游行”不断发展壮大，并在1999年举行了据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游行，根据组办方提供的统计数据，其间大约有150万人参加。鉴于该活动无可否认的商业性质，自2001年起官方决定不再将其列入“示威游行”活动名目，组织者因此不得不承担高昂的附加成本。2004年，迫于经费不足，爱的大游行自1989年后首度停办，2005年也同样偃旗息鼓；而在之前的2003年，大游行的报名人数已锐减至50万。

经营权出卖与惨剧的发生

一段时间后，McFit连锁健身中心成为“爱的大游行”新的承办企业，继2006年在柏林再次举办活动之后，组办方与鲁尔区当地政府达成协议，计划将活动地点转至鲁尔区。2007和2008年，“爱的大游行”先后在艾森和多特蒙德拉开帷幕；2009年，原定于在波鸿举办的活动则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而被迫取消。在随后的2010年杜伊斯堡活动期间，由于现场失控，人群中发生了踩踏事故，导致21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接下来的几年，组办方宣布放弃继续举办该活动。而在传统音乐场所如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音乐厅上演的“五月天”音乐节等一系列室内锐舞派对却得以延续。

作为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化事件，“爱的大游行”虽然也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究却因不敌商业化的诱惑，沦为一种标榜娱乐文化的民间节庆形式。昔日那种革命的活力早已烟消云散，杜伊斯堡踩踏事件更使该活动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究竟应该由谁来为惨剧负责，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也没能水落石出。狂欢热舞的活动竟然引出了一场法庭诉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始料未及。

事实上，“爱的大游行”从原来的地下集会演变为红极一时的流行文化现象，这与有先见之明的圈内人士早先的定论不谋而合。1996年，汤姆·霍勒尔特（Tom Holert）和马克·泰尔柯西迪斯（Mark Terkessidis）便在《少数人的主流》一书中将“爱的大游行”这种重磅炸弹模式描述为对“后福特时代”社会现状的完美顺应：“年轻一代叛逆式的享乐主义体现了对钳制性社会的一种新的‘适应’”（注：英语中表示适应的“Fitness”一词也有“健身”之意）”。而上一次“爱的大游行”的承办方恰恰是某家连锁健身中心，这其中的反讽意味可谓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