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彼得·安德思，自今年5月起担任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来北京后，在国家博物馆目睹了当代艺术、另类文化、爱国主义以及“路易威登”交错并存的奇特现象。

“不是我不明白”——这是崔健的一首歌，198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前这首歌就有了。二十五年后，在我即将就任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前夕，我在柏林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其间突然传来了艾未未被捕的消息。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这句歌词。2008年底，在奥布里斯特主持的“迷你马拉松”对话现场，艾未未曾说，在他居住过的所有城市里，北京是最没有人性的一个。我想起了2000年他在上海双年展期间策划的一个外围展——“Fuck Off”。这个展览明确强调艺术家的批判性立场是其艺术工作的基础。作为一种立场，这不难理解。可是，当一个人所面临的任务被所有人称作是一项巨大挑战，当一个人要到中国来工作，也就是说要在官方压力和艺术独立性之间保持平衡，这时他又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要比中国人更中国吗？——不是我不明白。



不是我不明白，可我是不是非得样样比人明白？两个月后，我住进了北京一栋高层住宅的十二楼，这个地方号称MOMA——一个惹眼的名字。来之前，许多人的谆谆教诲让我原先的那套知识显得不合时宜。“自以为是，德之贼也”一个曾经与体制周旋的老派艺术家借用孔子的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然而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有道德的体制？我问自己。于是有人批评我不懂历史。我读到一篇关于李振华的采访，才明白了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里面谈道：“如果一个人仅限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话，他会感到绝望；要想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国家，就必须纵观中国的整部历史，去发现不同的视角。”

动身去文慧和吴文光的生活舞蹈工作室时，我舒了一口气。路上经过艾未未的工作室，如今守在那里的只剩下朝向大门的监控头，原先在四周逡巡的警察不见了。来到目的地，眼前的一片区域豁然开朗，和柏林滕珀霍夫区里老旧的乌发（UFA）制片厂有几分相像。右手边是餐厅，今天是端午节，餐厅里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中间是表演场地、剪辑室和为来此做客的艺术家们提供的工作室。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生动的反抗，对商业关系的反抗，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的反抗。对相互理解的推崇，使这个地方透出些许浪漫气息。然而这种放缓的步调似乎更适于思考文化认同问题，而不是去探访那些作为文化产业工程的宏伟宫殿，它们虽然从外表看去金碧辉煌，内里却可能在上演着隆重热烈的政治宣教。

肩负文化责任的基层工作者

几天前，我观看了国家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我猜你会觉得特恐怖吧！”年轻的助理凑上来对我耳语道。是啊，他说的不无道理，要想适应“权力图腾学在观众中间引发的雷鸣般的掌声”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览简介上这样写道：“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热爱和平的中华儿女，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突然间，一切都变得严肃起来，有那么点德意志的味道。真是意味深长，我不禁联想到正在楼上一层展出的康德的鞋子，它被拿来证明一种信条：启蒙运动是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来将那些智慧的学者和诗人奉为精神英雄的。真可谓是亨廷顿的“文化冲突”——一边是个人主义崇拜，一边是集体主义赞歌。而在我参观国家博物馆的最后一天，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展现了它无可比拟的威力——至少从倍受追捧这一点上看是如此——在所有展览中，介绍路易威登手袋发展史的展览无疑是最炙手可热的一个。

这就是中国，Yan Sun向我解释道。一切都在流动和变化，一个没有秩序的、信息超载的社会。在这里，手段大于本质，过程大于存在，转变大于认同。好吧，我再牢记一遍：忘记本质、抛却存在、放弃认同，要紧的是手段、过程、转变。路易威登之后又会是什么？明天我会从“德中法治国家对话”中学到什么呢，我翘首以待。而此刻，我只感到茫然。回到家，有人敲门。三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口：检查证件。刁难和借口罢了，我想。这个国家的监控机器似乎要把我的所有活动都记录在案，而且是在我来北京的一个月以后！我有这么重要吗？我不禁暗自觉得受宠若惊。我从事的是肩负文化重任的基层工作啊！而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告诉我：得了吧，别异想天开了。第二天，我把事情经过报告给大使馆。对方的一句话让我清醒过来：这属于重大事件之前的正常程序。至于是什么重大事件，自然秘而不宣。

本文转载自《歌德学院六十周年专刊》 (PDF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