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共媒体的存在不可或缺。与此相适应的是，反映当代史的模拟“回忆空间”越来越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故事片。

在一个公众媒体不可或缺的时代，反映当代史的虚拟“回忆空间”越来越重要。电视机的占有率和到影院观看电影的人数告诉我们，哪些主题和观点的影片能赢得社会上多数人的认可。然而，这并不能反映出历史内涵的启迪作用和影响力——比如德国有关纳粹主义的历史影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后，德国出现众多题材广泛的关于纳粹主义的故事片和纪录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产生这种情况的基础是两德各自进行自己的艺术电影创作。1989年两德统一后，尽管所有预言都认为：德国的公众已经受够黑暗的纳粹时期留下的“无法消除的震动”，现在需要面对他们眼前的紧迫问题。然而，有关纳粹电影创作的热潮并没有冷却。当影院和电视中的作品层出不穷之时——尤其是1995年和2005年的二战周年纪念日前后，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时期的影片单独列为一类。这类影片符合大众美学的潮流，不同于早前的作品，它们展现出当代历史题材的电影制作的风格。这一时期，对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推动作用来自国外。情节剧影片《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不仅是第一部取得票房成功的关于德国大屠杀的电影， 直至今日，它仍然还是学校教育和电影娱乐相结合的典范。文献戏剧片影响着当前的关于纳粹主义的电视影片。文献戏剧片这一形式的重要前身就是英国的电视影片模式，即对故事片内容进行改编。

新乡土影片——从普通德国人的视角再现历史

票房热卖的影片《秋季牛奶》（约瑟夫•韦尔斯迈尔Josef Vilsmaier，1989年）上映于1989年10月柏林墙倒塌前不久，该影片来源于女农民安娜•维姆施耐德（Anna Wimschneider）的个人传记（1985年的畅销书）。一名普通德国妇女在战争期间的日常生活第一次被搬上荧幕。德国公众能从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韦尔斯迈尔随后很快推出影片《拉玛•达玛》（1990年）和《斯大林格勒》（1993年），这些影片都重复采用群体经历和“普通德国人”视角的做法。在他的影片中，纳粹主义题材同德国乡土电影和战争电影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也正是这样的联系使他的影片从已经在电视中获得成功的连续影片模式——批判地反映“家乡和纳粹主义”之间联系——中突现出来。家庭神话《故乡》（埃德加•赖茨Edgar Reitz，洪斯吕克，1984年）、《红色地球II》（鲁尔区，1989年）及《狮子洞穴》（慕尼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9年）借助于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50年代初期之间的日常生活，研究纳粹主义如何在各个地区进行宣传活动。所有这三部电视连续剧都赢得公众欢迎，这使我们联想到家庭命运《大屠杀》（美国，1979年）。德国人在客厅中观看犹太人怀斯（Weiß）一家的命运时，犹如坐在针毡上。一时间，迫害犹太人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突然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

德国人是受害者?

最近，“德国人的视角”不再通过罪犯、从犯或被迫害者这些不同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体现出来，而仅限于 “德国”受害者群体的经历。在人们围绕着空袭、逃亡和驱逐出境进行公开辩论的过程中，电视戏剧《德累斯顿》（罗兰德•苏索•里希特Roland Suso Richter，2003年）及《逃亡》（凯•韦瑟尔Kai Wessel，2007年）应运而生。历史纪录片《希特勒的最后一位受害者》（古多•克诺普Guido Knopp，2007年）的标题让人很容易想到其中内容。该部影片被作为以上提及的最后两部影片的补充，都是关于德国人从东普鲁士逃出的情节，这让我们看出以遭到纳粹主义迫害的受害者为内容的影片竞争之激烈。耶尔格•格林勒尔（Jörg Grünler）将彼得•黑尔特林（Peter Härtling）的青年读物《拐杖》（1992年）搬上荧幕，他采用区别对待的手法表现人物。9岁的托马斯（Thomas）被迫和他母亲一起逃离东普鲁士，他体会到，尽管生活在战乱中、被迫背井离乡，人仍然不一定会变成“狼人”。

遭袭击民族的被毁家园

罗尔夫•许贝尔（Rolf Schübel）通过影片《瓦勒尔让•伍罗贝尔（Walerjan Wrobel）的乡愁》（1990/91年）描述家乡截然不同的另一面。这部影片以真实故事为底板，其中心人物是一个波兰青年瓦勒尔让。他被当作劳工发配到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农场。类似影片《秋季牛奶》，该影片描述的是战争所导致的农村贫困的真实画面。不同的是，影片从一个由于种族因素而被剥夺权利的年轻波兰人的视角展现历史。女农民的苦难使他走上绝路。在饱受思乡之苦的瓦勒尔让放火烧掉谷仓后，他被押送至诺伊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经过法庭审判最终被处绞刑。遗憾的是，该影片仅赢得少数观众，因为它上映于1989年10月后不久。但它仍然是极少数以遭受德国袭击的民族苦难为主题的德语故事片之一。至今，该影片仍然是唯一一部涉及“劳工”这一主题的电影。近10年之后，许贝尔将其故事片《黑暗的星期天》（1999年）的场景迁移至布达佩斯，展示在德国占领期间，匈牙利犹太人遭受谋杀迫害的情景。尼克•巴尔科夫（Nick Barkov）（1988年）的同名长篇小说被搬上荧幕，该影片以同时期的一首歌——自30年代中期开始风靡世界的“自杀者颂歌”——命名。

另外两部讲述德国占领后果的故事片是《母亲的勇气》（米夏埃尔•费尔雪芬Michael Verhoeven，1995年）——依据乔治•塔波里（George Tabori）的描写将其犹太母亲从布达佩斯拯救出来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和《第九日》（福尔克尔•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2004年）——其依据是来自卢森堡的神甫让•贝尔纳德（Jean Bernard）所写的回忆日记。贝尔纳德被当作政治囚犯关押在达豪（Dachau）集中营。影片以贝尔纳德所得到的九日“集中营的假期”为中心展现故事。他利用这9天的时间争取他家乡的主教与德国占领者合作。同《瓦勒尔让•伍罗贝尔（Walerjan Wrobel）的乡愁》一样，影片《第九日》也是1989年后为数不多的敢于描述集中营中的恐怖情景的德语故事片之一。最近的实例当属《伪造者》（施特凡•鲁措威茨基Stefan Ruzowitzky，2007年），该影片讲述的是党卫队位于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中的假币制造工厂。该影片的模型是集中营幸存者奥斯卡•布格尔（Oskar Burger）的自传体影片《魔鬼的工厂》，影片中的他由奥古斯特•迪尔（August Diehl）扮演。 不同的是，在这里，犯人并不受到直接生命威胁。由于这些犯人在假币制造工厂工作，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舒适，所以得以逃脱集中营的大屠杀。

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屠杀史实

影片《伪造者》也是借助第三帝国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却又真实的个人命运来讲述大屠杀史实的影片之一，该影片有意摒弃这种认知——所有的犹太人都被立即送至远方的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用毒气杀死。由尤雷克•贝克尔（Jurek Becker）的自传体短篇小说《墙》改编而成的电视影片《当所有德国人睡觉的时候》（弗兰克•拜尔Frank Beyer，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5年）讲述的是犹太儿童在从犹太人居住区迁入附近的一个临时仓库后，夜间悄悄地返回犹太人居住区，从离开的房子中取回许多玩具的故事。影片《埃梅和雅古阿（Aimee und Jaguar）》（马克斯•费伯贝克Max Färberbeck，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9年）依据埃里卡•菲舍尔（Erica Fischer）的小说体同名纪录片，讲述1943年发生于柏林的一段在一名犹太抵抗女战士和一名德国家庭主妇——其丈夫在前线作战——之间的同性恋故事。德国导演扬•许特（Jan Schütte）在影片《再见，美国》（1993年）和《旧情》（2001年）中使用完全不同方式来回忆被人们遗忘的犹太人命运。这两部影片讲述的是犹太移民的故事。这些移民在年老时得到失去家园的补偿。如果人们将刻画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影片同描述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物的影片进行对比，就会注意到：只有后一种影片被认为是刻画德国英雄人物，例如电视剧《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乔•巴伊尔Jo Baier，2004年）、故事片《邦赫弗尔（Bonhoeffer），最后一级台阶》（埃里克•蒂尔Eric Till，2001年）、尤其是《索菲•绍尔（Sophie Scholl）—— 最后的日子》（马克•罗特蒙德Mark Rothemund，2005年）等。与早前影片《白色玫瑰》（米夏埃尔•费尔雪芬Michael Verhoeven，1981年）不同，罗特蒙德的《索菲•绍尔（Sophie Scholl）—— 最后的日子》传递一个危险信息，在抵抗小组中并没有起到领军作用的历史人物索菲•绍尔得到的评价是错误的。

加害者是精神病患者，还是“像我们一样的人”？

关于德国纳粹主义的公开争论越来越多地围绕加害者展开。政治文化方面的开端事件当属汉堡社会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巡回展览“毁灭性战争—— 国防军的罪行”（1995至1999年），该展览几乎像火山喷发一样冲破德国社会对罪行的沉默和否认。与“毁灭性战争—— 国防军的罪行”不同的是，其他围绕着加害者、主要是“领袖-希特勒”所展开的故事片中缺少的是历史-政治教育意义。依据电影批评家格奥尔格•泽斯伦（Georg Seeßlen）的评价，影片中反映的希特勒不是“精神病患者”就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至今，这仍然决定影片在公众眼中是失败或是成功的因素。故事片《同残暴者的对话》（阿尔敏•米勒-施塔尔Armin Müller-Stahl，1996年）通过103岁的、在一个地窖中艰难度日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同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对话，对一个曾遭受影院公众拒绝的心理节目进行尝试。喜剧片《我的领袖》（达尼•利瓦伊Dani Levi，2007年）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导演仅仅在刻画“丑角”的图像方面获得成功。在经典典范影片《大独裁者》（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940年）和《是与非》（恩斯特•卢比奇Ernst Lubitsch，1942年）成功后，以上影片追求别具一格的尝试手法以失败告终。在投入比早前多得多的广告费用之后，情况出现转机：以展现“希特勒个人”为初衷的影院影片《帝国陷落》（奥利弗•希尔施比戈尔Oliver Hirschbiegel，2005年）和电视戏剧《施佩尔和他》（海因里希•布雷勒尔Heinrich Breloer，2005年）都受到公众欢迎。《帝国陷落》已经是第三部以特雷弗尔•罗伯尔斯（Trever Ropers）的纪录片《最后的十天》为底板的影片。这些影片与前作的差异不仅在于对领袖的解读，还在于对围绕在领袖身边的受害者的刻画。如此一来，影片中没有提及历史人物赫尔曼•菲格赖恩（Hermann Fegelein）、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或者恩斯特-京特•申克（Ernst-Günther Schenck）博士对纳粹主义所犯下罪行的责任。由于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孩子作为历史证人和得到观众的客观认同，因此影片《施佩尔和他》的得分就得以提高。

当代史题材影片的奥斯卡荣誉

2003年，依据施特凡妮•茨威格（Stefanie Zweig）的同名自传体长篇小说而拍摄的故事片《非洲没有任何一处》（卡罗琳•林克Caroline Link，2001年）获得最重大的国际荣誉——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卡罗琳•林克通过讲述一个犹太人家庭迁往肯尼亚的故事。她在那里的遭遇使人们体会到，背井离乡、陌生感和与别国文化的接触也可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经历。最近上映的荣获奥斯卡奖的德国影片《别人的生活》（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2006年）讲述的是发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于背叛、忠诚和正直的故事。该影片也证明，大众所期望的趋势是，以当代历史为题材的电影应当展示当前的社会情况。一位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监听专家在实施监听过程中同他的受害者之间建立起团结一致的关系。该部影片遭到受害者代表以及当代历史学家批评，因为他们认为从“罪犯至受害者甚至英雄人物”的转变不符合现实情况。这表明：以当代历史作为题材的故事片更多的是从当今的视角审视过去，而很少顾及历史的价值观。遗憾的是，只有很少的电影制片人认识到，必须使影院观众和电视观众了解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