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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同
解析中國的同性戀恐懼症:一次重構性嘗試

火烈鳥
© Anatoliy Gromov

在中國,當男同性戀者或女同性戀者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性取向時,你往往會得到各種各樣的故事,例如,有些人只會向自己的密友傾訴,對他們的父母、親戚、或同事卻保持緘默,與他們往來的人充其量只能影影綽綽地有所察覺而已。有些同性戀者會選擇形婚——在大多數情況下,與另一位同性戀者。事實上,看在父母的份上,同性戀者往往會將自己的生活偽裝成異性戀者的樣子,因為只有那樣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中國的父母們認可為「正常」從而為他們所接受。

作者: 小羅(Roman Kierst)

    儘管在1997年,中國將同性戀行為合法化,並且自2001年以來,中國官方也正式將同性戀性取向從疾病名單中剔除,但是,同性戀者仍然難以被社會接納。即便到了今天,人們尚且認為同性戀有傷風化、異類、不正常,這種看法在父母一代人那裡尤為普遍。
 
    當然,人們的觀念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突變,但令人遺憾的是,就在幾天前,對同性戀的敵視再次表露無遺: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世界愛滋病日當天,透過視頻在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散播歧視男同志的言論。
 
    以歷史為憑證,在中國,人們——至少是在某些社會階層那裡——很久以來就已經接受產生於兩個同性的人之間的傾慕和性愛了,他們甚至將同性之間的愛情故事一代代地流傳下來。那麼,就是在這個有著悠久的耽美故事傳播史的國家裡,同性戀恐懼症究竟從何而來?

例如,在漫長的歷史中,被流傳下來的耽美傳說有周朝的「分桃之愛」;而更為有名的是漢朝的「斷袖之說」:有一天,年輕的漢哀帝早起醒來時,發現衣袖被他寵幸的董賢壓住了,哀帝不忍心驚動還在睡著的董賢,便從床頭拔出佩刀,悄悄地割斷了衣袖。

 
   

桃子© Charles Deluvio
    過去的兩千多年,諸如此類的耽美傳說不斷出現在各類文學作品當中,有些故事甚至被提煉成固定用語,今天,人們仍然會用「分桃」(fentao)和「斷袖」(duanxiu)來指代兩位男子之間的情愫與性愛。

    遺憾的是,對於皇宮紅牆之外大千世界的同性戀故事,人們則知之甚少。此外,由於撰寫歷史的任務往往由男性掌握,為男性而寫、寫給男性看,因此歷史典籍提及女同性戀的篇幅非常有限,這對於我們暸解古代中國同性戀的情況帶來局限。事實上,正如我們已經瞭解的,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同性戀關係——特別是發生在宮廷內的同性情愛關係——也不太符合我們目前對於浪漫且平等的伴侶關係的觀念。

    儘管在很多文學作品中,人們可以發現大量有關同性之愛的暗示,以及在後來的一些法律文獻或其他典籍中,還會找到對當時社會上同性情愛關係具體而生動的再現:人們發現了同性的美貌,並被傾倒,享受著同性之間性愛的歡愉,這樣的關係不僅在一定範圍內被人們所接納,而且還在這樣的圈子裡被廣泛地傳播著。16世紀,第一批基督教傳教士從西方來到中國,他們在各個大城市裡看到了人們在性事上的大膽奔放、還耳聞目睹了同性間的卿卿我我,這些實實在在地令他們感到不可思議,因為此時在歐洲,懲罰異端性行為的火刑架上正燃燒著熊熊烈火。

    但是,符合基督教的性道德並沒有隨著16世紀第一批傳教士的到來而自然而然地「進口」到中國,因為基督教教會在中國的影響力相當有限。這不足以解釋當下中國的同性戀恐懼症。同樣,中國傳統的道德觀——主要來自孔子或其他一些中國古代先賢的思想,似乎並沒有反對同性戀的倫理觀念。

    如此看來,無論是《聖經》還是孔子的思想都與同性戀恐懼症無關,那麼,究竟是「誰」應該對同性戀恐懼症「負責」呢?

現代性、民族主義、倫理道德

    同性戀恐懼症在中國是作為一種現代現象出現的。讓我們先做一個簡短的歷史回顧:19世紀末,中國帝制陷入了嚴重的內部危機。在面對接連不斷的自然災害和經濟困難的同時,英國、德國和另外幾個帝國主義侵略者們又向中國施加外部壓力。這些危機宣告了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的終結,並且在幾年後終於推動了一場精神、思想上的革新運動的出現,這場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目的是讓中華民族強大起來。這就是從知識份子領域發起的「五四運動」,附帶說一下,今年的5月4日正是這場運動的100周年紀念日。知識界人士希望通過「五四運動」結束當時中國的混亂局面,並且使國家最終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再次強大起來。 

    在民族積貧積弱和不斷受辱的歷史背景下,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與易經的陰陽學說、孔子思想等「舊」經典一起被走向現代化的人們所摒棄。與此同時,自然科學成為新的話語基礎。人們認為,外國人通過他們的「注重實證的文化」而變得強大有力,因此,為了讓自己的民族也富強起來,當今必須發展自己的講求事實的文化。胡適在1924年寫過一篇名為《差不多先生傳》的短篇小說,而同一時代的中國人終於要從這個「差不多先生」變成新時代的「精確先生」了。

 

以歷史為憑證,在中國,人們——至少是在某些社會階層那裡——很久以來就已經接受產生於兩個同性的人之間的傾慕和性愛了,他們甚至將同性之間的愛情故事一代代地流傳下來。那麼,就是在這個有著悠久的耽美故事傳播史的國家裡,同性戀恐懼症究竟從何而來?

    通過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自然科學知識,人類對自身有了新的發現。現在,身體和器官不再是對無所不包的宇宙秩序的映射,相反,它是生物進化過程的結果,是人類可以進行科學分析、並且加以操控的對象。同樣,人口也被重新認知為是可以被解析和控制的參數。於是,進化理論和由該理論推導得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念一下子就流行起來了。

    而「性(活動)」恰恰就處在個體對身體的控制與集體對人口的控制兩者的交匯點上。而且,恰恰因為如此,性行為突然就變成了可以從生物政治學角度加以考量和控制的對象。人們希望有健康的身體,從而為強大的中華民族帶來健康的人口。

    於是在這個時候,人們通過論辯,指出通過性行為獲得肉體歡愉,尤其是在同性之間,是違反自然的,它會導致身體虛弱無力,而且也危害兒童的健康。之前對性存在的靈活可變的理解,慢慢地讓位於生物政治學式的「異性戀即標準」了。憑藉著新興的印刷技術,幾乎人人都瞭解到了這個新的標準:它被寫進新成立的中小學和大學所採用的課本裡、性教育手冊中,還被印在宣傳單、小冊子、報紙、雜誌和海報上。另外,無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都出現了紮紮實實的宣傳攻勢。1937年,李寶良(Li Baoliang)在他的性教育學專著裡著重指出,純粹是為了追求肉體快感的性愛,是「地球上最有害、而且最不具有生產力的事情」。現在,性行為應該只有在能創造出孩子的情況下,才在夫婦的雙人床上進行。

    這個隨著現代性的端倪一起出現的生物政治學論斷,逐漸生發出一個所謂的 「異性戀矩陣」(Heterosexuelle Matrix), 這個矩陣的提出者美國社會科學家裘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被奉為標準的異性戀性存在在矩陣中佔據了大部分空間,而只為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的生活方式留下很少的餘地。

    20世紀早期,中國社會開始將異性戀視為合乎標準的生活方式,從此,同性戀性取向就是對正常人生的偏離,需要對其加以糾正。於是,當人們談論或書寫同性戀行為時,便將它當作一種病症來對待。

當代的同性戀恐懼症

    這種沉重的壓力直到今天依然被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一直背負著。儘管在十多年前,同性戀性向就已經從中國精神疾病分類(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列表中移除了,但是它與疾病之間仍然「保持」著話語的關係,而在世界愛滋病日的宣傳活動中,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所發布的敵視男同性戀者的聳聽危言恰恰呈現了這種關係。

    儘管如此,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新的話語和社會生活空間還是應運而生了,同性戀者的身份認同也第一次可能得以實現。例如,在北京、上海、還有成都等地,很早以前就出現了面向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者等性少數群體(LGBT)的酒吧、俱樂部、自助團體和論壇。但是,這樣的空間一直都是非常脆弱的。比如,在2018年,在中國的推特(Twitter)——微博上,所有關於男同性戀的內容一下子全部消失了。完全被刪除。只是如此。直到中國線民在網絡上發出了強烈的反對聲,這個決定才被撤銷。然而,今年,所有以「女同性戀」為主題標籤(#les)的帖子也都找不到了,一起消失的還有使用者資料中的彩虹旗。只有很少的人對此表現出驚訝,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同性戀者一如既往地隱藏著自己。
恐同© Elvin Ruiz
    電影導演羅薩·馮·普勞恩海姆(Rosa von Praunheim)因其在文化領域所做的貢獻,在2015年榮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勳章(Bundesverdienstkreuz),他在1971年拍攝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紀錄片——《羅薩·馮·普勞恩海姆》中斷言:「同性戀不是變態的行為,變態的是他生活的那個社會。」他對許多同性戀者逃避現實、脫離公眾社會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批判。他懇請同性戀者應該積極地為自己的群體爭取更多的接納和更大的包容,並且為在德國開啟政治化的同性戀者運動做出貢獻。

    在中國的大城市裡,同性戀者為自身爭取更大、更多的包容和接納的運動已經開始一段時間了。這條路徑在未來會怎樣延伸下去:它是否能夠通向「驕傲地亮明身份」(out and proud);或是它將與歐洲和美國的同性戀走過的道路合流;又或者在中國的環境下,這條道路將與眾不同。對此,我們拭目以待。這條路並不會比其他的路更好走,因為異性戀作為標準的生活方式,一直都在強而有力地發揮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