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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殖民主義在中國
不僅是膠州灣租借地: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故事

醇親王與部下拜訪德國長官
醇親王與部下拜訪德國長官 | © Bundesarchiv

當人們提起柏林達勒姆(Berlin–Dahlem)的伊爾蒂斯大街(Iltisstrasse)時,是否會聯想起來自鼬科家族一種食肉動物——白頭鼬(Iltis)?因為這個教區的教父偏愛這種小動物,所以以它命名這條街道。可能人們並不會產生這樣的聯繫,因為直到今天為止,街道名稱還是會讓人們想起德國殖民歷史中的一個章節。

作者: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

\    當人們提起柏林特勒姆區(Berlin–Dahlem)的伊爾底斯大街(Iltisstrasse)時,是否會聯想起來自鼬科家族一種食肉動物——白頭鼬(Iltis)?因為這個教區的教父偏愛這種小動物,所以用它為這條街命名。可能人們並不會產生這樣的聯繫,因為直到今天為止,這條街道的名字還是會讓人們想起德國殖民歷史中的一個章節。與附近的蘭德大街(Lanstrasse)和大沽大街(Takustrasse)一樣,伊爾底斯大街的名字原本也是來源於這樣一段歷史:即德國的伊爾底斯號(Iltis)炮艦在艦長的帶領下對大沽口炮臺(Taku/Dagu-Forts)發動了成功的進攻,而被攻下的大沽口炮臺正是進入港口城市——天津的入口,從中國北方的這個港口登陸,可以直驅中國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因此這個炮臺也擔負著保護國都的重任。這次進攻是1900年到1901年的殖民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0/1901)的序幕,這是一場由德國和其他七個西方國家組成的八國聯軍向中國清王朝發動的血腥入侵,也是各種帝國主義勢力向外擴張的高潮。
 
    普魯士作為德國各個王國(公國)的開路先鋒,憑藉著在1861年與中國簽訂的普中不平等條約(Preußisch-Chinesischer Ungleicher Vertrag),一舉加入到帝國主義勢力的精銳方陣中,而這一方陣早在1840年到1842年間,就已經通過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控制中國的領土、政治、金融和經濟等方面的主權,從而將中國變成了一塊非正式的殖民地。經過1858年到1860年之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的半殖民地結構被進一步強化和擴大。鴉片是可以獲得高額利潤的商品,而它作為一種毒品對於個人和整個國家的毀滅性破壞作用卻被銷售者淡化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根據新的條約,鴉片和其他商品一樣被允許以傾銷價格進口到中國。
 
    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金融組織都被完全破壞了,而且為了向帝國主義國家支付巨額的賠償費,中國還被迫借了大量外債。中國不同階層的老百姓因此陷入了貧困,隨之而來的是各界人士針對外國侵略者及其利益代言人、還有指向清政府的反抗運動——因為後者無法改變自己國家被盤剝、以及經濟大失血的局面。普魯士自1865年以來就從中國的半殖民社會制度中獲取經濟利益,從1871年以後,整個德意志帝國繼續在中國獲得收益,它們也將戰艦調遣到中國的海岸線進行巡邏,甚至或是在得到許可的情況下進入,或是直接闖入沿線的港口。
  © 歌德學院(中國)2019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德意志帝國就希望像英國佔有香港那樣,也獲得一塊類似的殖民地,但是由於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這個打算長期以來一直都沒有成為現實。然而,隨著德國學者在外交、語言和 历史以及当代情况等方面的知識得到突破性的增長,而且憑藉1887年以來在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開辦語言專題科,德國人開始系統性地掌握包括中國在內的殖民地擴張所必需的知識。
 
    “煤站” (Kohlestation)和“海軍基地”(Marinestützpunkt)是兩個有著廣泛誤導性的概念,而在德國軍隊佔領了包括口岸城市青島在內的膠州灣之後,在1897年到1898年間,德國外交官在與中國的清政府談判的過程中,一直用這兩個概念將後者引入歧途。經過漫長的談判、並且在不斷施加將進一步展開軍事入侵的威脅之後,清政府被迫將這個地區作為“膠州灣租借地(Pachtgebiet Kiautschou)”割讓給德意志帝國,租借期限為99年。在中國清王朝提出的各項訴求中,政府派出的談判代表唯一爭取到的,就是將這塊殖民地稱作“租借地”。當然,就像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甚至直到今天,在有些地方還會看到這個地區一直被稱為“附屬地”或“模範殖民地”一樣,事實上,從1897年到1914年,膠州灣地區就是德國的殖民地:這個地區連同其周邊山東省的部分地區屬於德國的直接“勢力範圍”,德意志帝國在此享有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的特殊權利。
 

 © 歌德學院(中國)2019
    “模範殖民地”是另外一個誤導性的概念,它是被作為一個宣傳概念開發出來的,直接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對照;將膠州灣作為香港的對應物,反映了德國與英國之間的競爭,也體現了當時國際市場的面貌。與此同時,“模範殖民地”這種說法也起到將德國佔領者的殖民身份合法化、對其殖民行為加以修飾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德意志帝國來到中國就是為了佔領土地、為了建設軍事基地、為了開闢銷售市場,也是為德國駐東亞海軍開採山東省豐富的煤炭礦藏,為德國資本尋求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膠州灣地區隸屬德意志帝國國家海軍部(Deutsches Reichsmarineamt),由其任命的一位提督負責管理這塊被佔領區。
 
    如同宗主國在所有殖民地上的做法一樣,德意志帝國也在膠州灣地區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實行物理空間、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隔離,不斷再造、擴大兩者之間的不平等,並且逐漸形成了應用於殖民地的特殊統治工具:首先是全面取消中國清政府行使主權的權利,與此同時,通過軍隊的軍事進攻和發動戰爭、包括在最開始開展所謂的討伐,以消滅反抗力量。隨之而來的是以農村和城市居民為對象,實施沒收財產的措施和再定居措施,這些做法限制了中國人的貿易活動,使得中國的社會秩序和法律體系失效,並且建立了將社會割裂為兩部分的新的法律系統,同時也禁止中國居民在所謂的歐洲人居住區定居。

大約從1904年起,德國方面就開始極其強而有力地確立德意志帝國的文化使命,而較少地強調軍事任務,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德國當局認為只有這種識見,他們才能長期從中國獲取利益。

 
    與歐洲中心主義高人一等的感覺成雙入對的種族主義和社會性訓誡、規範構成了日常實踐,在平日的生活中對個體——在這裡就是被定義為劣等人的“中國人”——發揮著控制作用;特別是在德國士兵性侵中國女性的事件中,歐洲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表現得淋漓盡致。儘管法律上,德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通婚並沒有被禁止,但是這樣的婚姻關係會受到社會性的懲罰:如果一位在殖民地屬於下等階層的德國男子娶了中國女子為妻,那麼他與他的妻子、以及子女之間的關係將不受法律保護。
 
    當然,在殖民地會出現針對殖民統治者的反抗;在此期間,尤其是中國官僚階層和儒士群體也強烈地要求要求清朝皇帝搞改革,而清政府的諸項政治改革都無功而返。中國商人們在這裡成功地擴大著他們的經濟利益,獲取越來越多的收益,同時,因為當地的文化秩序也主要通過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而被打破了,於是,樸實的農村居民開始以暴力行動做出抗爭,最終導致了義和團運動、以及其後在1900年到1901年爆發的庚子事變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德意志帝國也參加了這場戰爭,並且收穫了自己的利益:德國軍隊作為八國聯軍的組成部分展開了軍事進攻,德意志帝國從中國政府支付的賠款中瓜分了大筆賠償,德國軍隊的收益則包括——但不僅僅是——針對起義的義和團和普通民眾採取暴力行動和所謂的懲罰運動。
 
    大約從1904年起,德國方面就開始極其強有力地推進德意志帝國的文化使命,而較少地強調軍事任務,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德國當局認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長期從中國獲取利益。因此,在膠州灣地區的歐洲人居住區也建有現代化的城市基礎設施和交通設施,還有醫療和教育機構(野戰醫院、醫院、中小學、氣象觀測站、德語—中文雙語高等院校等),這些設施有部分是允許中國人使用的,而且它們也發揮著面向中國百姓和德國的國際競爭對手——英國——的宣傳效果:殖民地項目應該展現文明、進步和現代化。這些史實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德國歷史編撰學中起到形成和傳承現代化敘事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中國的歷史學當中,它們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同樣的影響。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爆發時,膠州灣地區被日本軍隊佔領,德國對該地區的殖民統治也就因此結束了。而隨著一戰在1918年結束,德意志帝國也不復存在,因此德國正式放棄了在華所有殖民地的權利,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則是從1942年才開始這些行動。在中國的文化記憶中,殖民時期無論是政治領域的行為、還是知識界的活動一直到今天都被看作是1840年到1942年“百年之恥”(Jahrhundert der Schande),並且中國也將這段歷史,这个“百年之恥”經歷作為制定外交政策的背景或出發點。
 
    2011年,經過當地居民的長期努力,終於在柏林特勒姆區的伊爾底斯大街、大沽大街和蘭大街交界的三角地上豎起了一塊告示牌,講述了這三條街道與殖民地相關的歷史。但是,到目前為止,位於柏林魏丁區(Berlin-Wedding)的膠州大街(Kiautschou-Strasse)卻沒有任何關於它的名稱歷史淵源的解說。在大部分德國人的文化記憶中,德國在中國全面的殖民歷史已經快要失去立足之地了,德國人往往會有選擇地將這段歷史與“模範殖民地”和現代化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