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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與倫理
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越戰最有名的照片檔案之一:1968年2月,西貢警察局長在大街上開槍處決一名越共成員。
越戰最有名的照片檔案之一:1968年2月,西貢警察局長在大街上開槍處決一名越共成員。 | 照片:艾迪·亞當斯 © picture alliance/AP Images

什麼是可以拍攝的?——自從複製技術使照片得以大規模傳播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在困擾攝影界。其中,社會禁忌、藝術創作自由及新聞從業人員的紀錄意願,是人們一再掀起的討論中的重要議題。

作者: 漢斯-邁克爾·克茨勒(Hans-Michael Koetzle)

  自1839年相片問世之初,人們對於它的爭議還主要是圍繞技術方面。一開始,人們關注的問題並不是:攝影允許拍什麼?——這是當時剛剛誕生的成像技術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當時人們討論的是:這種媒體有什麼用?今後它能做些什麼?

  直到1882年發明了相片碳印法,可用作印刷手段,從而推動了有插畫的大眾傳媒的出現,人們才開始思考這種早已具備工業化規模的技術所面對的倫理界限。圖片得以大規模傳播並為人所知以後,人們才開始討論攝影技術的倫理界限。這時,人們已經對照片的著作問題達成了共識。因為攝影並不是一項機械性的客觀活動,而是具有主觀性的一面,它有版權所有人,如果懷疑照片越過了倫理所允許的界限,所有人就必須負責。

  根據文化環境、時段或對象不同,這些倫理界限會不斷發生變化,這是顯而易見的。1898年,兩位漢堡攝影師馬克斯·普利斯特(Max Priester)和維利·威爾克(Willy Wilcke)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擅自拍下了剛剛去世的俾斯麥躺在靈床上的照片。這一舉動引發轟動,二人被起訴,照片也被沒收。大約五十年過去了,《法蘭克福畫報》(Frankfurter Illustrierte)整版刊登了其中一幅照片,但卻並沒有激起民憤。未經授權拍攝死者、戰爭犧牲者或事故遇難者的照片,以及表現性行為和性愛主題的照片,一再成為引發爭議的導火線。

  20世紀七十年代,英國攝影師大衛·漢密爾頓(David Hamilton)曾以輕衣薄裳的少女為主題,拍攝過一批沒什麼挑釁意味的彩色照片,當時他還能由此順利地賺錢——但如果放到現在,他很可能會因為人們對兒童裸體和戀童癖的討論而焦頭爛額。八十年代最多也就是被人罵兩句的事情,到現在肯定就得吃官司——例如法國攝影師伊娃·愛洛尼斯科(Irina Ionesco)指導的兒童性行為造型照,以及美國攝影師喬克·斯騰格斯(Jock Sturges)拍攝的以裸體婦女和少女為主題的沙灘照。戀童癖是現代社會公認的風俗禁忌,即使是有蛛絲馬跡遭到懷疑,也會帶來一定後果。

能夠容忍的底線

  藝術創作的自由到哪裡算邊界?從哪裡開始又算是褻瀆神明?我們允許挑釁到何種程度,才不會傷害同時代信徒的宗教感情呢?這些,是意大利廣告商奧里維埃洛·托斯卡尼(Oliviero Toscani)於20世紀八十年代為服飾廠商貝納通製作廣告時曾必須面對的問題。例如,有些照片表現的是瀕死的愛滋病人或陣亡將士染血的衣裳,引發了社會上對於廣告照片應堅守的倫理界限的討論。美國藝術家安德列斯·塞拉諾(Andres Serrano)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他推出標題聳人聽聞的作品,《尿浸基督》(Piss Christ),曾在九十年代末令美國人怒不可遏。

  攝影新聞行業倫理道德的模糊,使得新聞圖片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對象,經常被指“賣弄可憐”或誇大其恐怖成份:難道美國攝影師陶德·梅塞爾(Todd Maisel)非得拍攝遇難者被扯掉一隻手臂的近景彩照,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中心遇襲的慘烈嗎?這樣做是否逾越了人們能夠容忍的底線?還是說媒體的任務就是要用極端方式公佈災難場景?換句話說:攝影的倫理關係到照片的拍攝及其傳播。我們是否允許、是否應該、是否必須進一步傳播伊斯蘭國(ISIS)的最新恐怖照片?這樣做難道沒有使我們淪為國際恐怖主義的又一個“新聞發佈中心”嗎?

  《關於他人的痛苦》(Das Leiden anderer betrachten),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晚年的一部作品。在這本書中,作者闡述了這樣的見解:旁觀能使人感同深受,但同樣可能導致無聊的窺視症。新聞照片的首要任務是及時傳遞資訊,從長遠來看則會給人留下回憶。美國人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和英國人喬治·羅傑(George Rodger)等戰地記者在解放後的納粹集中營拍攝的照片應該怎樣定性呢?是讓人圍觀那些遇害者?作為大屠殺的鐵證?還是達到銘記歷史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

擺拍和照片篡改

  1945年4月,希特拉自殺後不久,大衛·E·謝爾曼(David E. Scherman)拍攝了李·米勒(Lee Miller)躺在希特拉浴缸內的照片,可以說很不高明。這樣一張擺拍出來的照片,又進一步涉及到照片的篡改或者在一個可疑的情境中進行拍攝的問題。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人們經常會給照片造假。在照片修版、也就是利用剪刀、畫筆或鉛筆消除人像方面,史太林的助手們練就了一身公認的爐火純青的技藝。他們把不受待見的人從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中修掉,從而把這些人從公眾的意識中抹去。

  在數碼化時代,所謂的PS技術意外地提供了許多途徑——包括簡單的影像處理,甚至電腦輔助的可靠的照片篡改等。拍攝的照片已經失去了可信性,而且還沒有底片可供參考。就連著名的世界新聞照片獎也似乎離不開“數碼法醫”了——畢竟處理照片的誘惑實在難以抗拒,因為這樣照片上的效果就可以大大加強。Freelens等新聞職業協會要求在攝影工作中樹立新的倫理道德觀,以恢復公眾對攝影新聞行業的信任:嚴禁事後添加或消除照片內容,嚴禁有意篡改照片。

地球村裡的肖像權

  越來越嚴格的肖像權令從事藝術工作的攝影師感到惴惴不安,因為從中期來看,它可能會使街拍這個行當走向窮途末路。1954年,法國攝影師兼瑪格南圖片社聯合創始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拍攝了非常有名的《穆浮塔街》,放到今天,可能會因為未經授權拍攝一名抱著酒瓶的未成年人的肖像照而惹上官司。

  另一方面,如今在公眾場合拍攝的照片已經多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自詡為“照片記者”的人將拍好的照片放到網上,從而在整個地球村傳播。這當中關鍵是看傳播範圍和速度——而不是看有沒有好品味甚至是“道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並沒有樹立起攝影的倫理觀,也沒有基於風俗而產生,並受到普遍認可的行動指南。根據具體情況、照片門類或意圖不同,會不斷有新的問題產生。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可以獲得無窮無盡照片的數碼化時代,倫理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 斯德丁,2007 照片 © 乌尔里希·魏谢特
    斯德丁,2007
  • 斯德丁,2007 照片 © 乌尔里希·魏谢特
    斯德丁,2007
  • 贝尔格莱德,2002年10月 照片 © 乌尔里希·魏谢特
    贝尔格莱德,2002年10月
  •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1974 照片 © 乌尔里希·魏谢特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1974
  •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1974 照片 © 乌尔里希·魏谢特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1974
  •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苏醒,格尔利茨火车站,1974 照片 © 乌尔里希·魏谢特
    柏林,克罗伊茨贝格。苏醒,格尔利茨火车站,1974

  日常生活中的人們: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休閒時。烏爾里希·魏謝特(Ulrich Weichert)似乎無時無刻不拿著相機。他的作品多用黑白照片呈現看上去不起眼的畫面,背後隱藏著些許幽默,揭露的卻是生活中往往十分荒謬的場景。魏 謝特1949年生於圖賓根,1980年獲得德國科隆世界影像博覽會大獎。他曾擔任德國政府新聞局圖片編輯部主任,直至2013年卸任。

  班貝格歷史博物館舉辦的“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烏爾里希·魏謝特照片展”於2015年11月1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