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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城!下鄉!
我是為農村寫作而生的

陝西省延安市子長縣農村
陝西省延安市子長縣農村 | Photo: © ImagineChina / Zhao Pengfei (赵鹏飞)

出生並長大在中國西北農村的賈平凹,將描寫改革開放後的農村社會問題及其背後的中國農耕文化的長與短視為他文學創作的核心。縱觀他的作品,就是一部“中國百年來的歷史”。

作者: 賈平凹

      十九歲我離開了農村成了城裡人,這如同剪斷了臍帶,但我還是母親的兒子。幾十年裡,我在城市裡寫作,作品幾乎全部是農村的題材,因為我的父母兄妹仍在農村,時不時我得回去看望他們,他們也到城裡來看望我,我對農村的發展變化瞭若指掌,而且在城裡呆的久了,站在城裡人的角度,更能看懂農村。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改革的任何成就和出現的任何障礙,說到底,一切又都來自農村。所以,站在城市的角度觀察農村,(這和站在農村觀察城市一樣),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在觀察著中國。於是在幾十年裡,我寫出了大量的作品,比如早期的《商州初錄》、《浮躁》,後來的《雞窩窪人家》、《天狗》,再到後來的《古爐》、《秦腔》、《帶燈》。即便這其中也寫了《廢都》、《高興》、《土門》,內容是寫城市的,其實也寫的是農村人進入城市後的故事。評論家在評說我的作品時,說縱觀我的作品就是中國百年來的歷史。

      農村問題永遠都是土地問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共產黨建立共和國後,首先是分地,富階級的土地給貧苦農民,然後是收回所有土地歸國家,實行人民公社,再後是把土地分給農民,承包耕種,這就是開始了改革,再再後到了現在,逐步購回土地,政府或企業家經營和開發。土地始終是農民的那些土地,分了收,收了分,分了收,分分收收就是無數次的革命,中國在這樣的革命中發生了各種方式的改變。而這種改變中,農民的命運起落不定。同時,中國的文化說到底是農村文化,它的優秀和糟糕,根源也都在農村,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和處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之所以常常被外國人不可理解,正是這種文化導致的。所以,在這三十多年裡,我的寫作追蹤著中國社會轉型期,追蹤著這個大時代的風雲,寫了當下中國社會的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況,又寫了出現的種種社會矛盾衝突後的文化背景。

      我的寫作根據地幾乎都是我的故鄉,一個叫商州的地方,在這塊地方百年來風雲激盪,有著讓人怦然心動的美麗故事,也有著讓人悲傷和無奈的故事。中國改革以來,它由貧困走向了富裕,又由富裕走向多種矛盾激化的無序。物質的豐富和農民的見識擴大,反倒不是一種安穩,他們對於貧富差距,分配不公,貪污腐敗等等社會問題再也難以忍受。過去的農村,有廟宇,有祠堂,有村社行政,有公安派出所,他們有了矛盾除行政和公安管治外,可以到廟宇裡去向神起誓,到祠堂裡去辯論公道,生活極度貧窮,人活得沒有自由和尊嚴,卻也秩序安然。而改革一開放,幾十年裡一切都改變了,人們追逐著權利和金錢,信仰喪失,道德沉淪,雖然富裕了,但人心渙散,年青人都湧進了城市,村莊成了空殼。解決農村問題,唯一的出路是走城鎮道路,而城鎮化道路又如何走,怎樣使由原來的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在農村而發展到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進入城鎮,這是中國正面臨的改革深化問題。寫出嚴酷的社會問題,又深挖這種問題後邊的中國農耕文化的長與短,優與劣,這正是我寫作的全部努力。

      我是生活於這個時代,親身經歷著社會的轉型,這就決定了我寫作的品格。以我的故鄉為基點寫當下的中國農村,以寫中國當下農村來觀察當下中國,這是我的文學命運,也是我的擔當和責任。如果以後中國真正走向了城鎮化,農村再也不是現在的狀況,它變得更美麗富饒,人活得自由和尊嚴,或者是它變得更糟,而那一切都與我無關了,那是以後作家要寫的事了。我的希望是在五十年一百年之後,當歷史回顧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之交時期,還能在我的作品中讀出當時的中國社會結構和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