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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城!下鄉!
一個世紀中國五代知識份子的“下鄉運動”

整整一個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及青年“前赴後繼”地奔赴農村,但幾乎每代人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即中國農村全面落後的狀況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人文學者錢理群在回顧上世紀歷史的過程中作了現實的思考。

作者: 錢理群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流存著一個代代相傳的精神譜系,一個持續了一個世紀的“到農村去”的運動。

“五四”時期

     “五四”是現代知識份子精神的一個源頭,核心價值為“人的覺醒與解放”,婦女、兒童與農民的獨立價值被發現與肯定。魯迅後來有一個追述:“我生長於都市的 大家庭裡,從小就著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但我母親的母家是在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 著壓迫,很多痛苦,和花鳥並不一樣了”。“五四”的先驅者已經意識到,農民不是“花草”,而是有自己價值的獨立個體——“人”。

    另一些思想家則把農民的解放與整個民族的解放和發展聯繫起來。李大釗當時就寫了一篇《青年與農村》,文章指出,大多數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要解放他們, 並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裡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不可。於是,他發出了“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的號召。

三十年代

    在“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到農村去”的規模還較小,到了三十年代就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大革命失敗以後,“到農村去”卻有兩種不同的路向。

     一種觀點來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認為中國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社會制度問題,必須通過革命,先奪取政權,從根本上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社會制度,才有可能進行新的建設;農村問題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問題;而中國的革命又必須以廣大農村為根據地。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發動了“蘇維 埃運動”,大批知識份子到農村去發動革命,建立根據地。

    與此同時,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份子則在大力推行“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認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是“愚、窮、弱、私”,因此,需要進行 四大教育:“文藝教育”,掃除青年文盲;“生計教育”,發展農村經濟;“衛生教育”,建立鄉村醫療保健制度;“公民教育”,施以公民道德的訓練。說到底, 是對人的教育與改造。為了實現這個理念,他帶領一批年輕人在河北等地進行了將近十年的農村改革實驗。

四十年代

在四十年代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識份子從城市走向中國的窮鄉僻壤,在實際接觸中加深了對中國農村問題重要性的認識。毛澤東的論斷“知識份子 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得到了知識份子的強烈認同。人們感到,這幾乎是時代的命令,同時也是自身內心的要求——在殘酷的戰爭中,人會有 一種孤獨感,知識份子尤其容易感到軟弱無力,迫切地要求尋找歸宿。農村就自然成為生活與精神處於雙重流亡狀態的知識份子的“皈依之鄉”。於是,大批人湧向 根據地。

    這一運動與二、三十年代的“到農村去”運動有深刻的聯繫,但也有不同之處:知識份子與農民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到農村去”的“啟蒙”主題逐漸變成了 “改造”主題。毛澤東要求“知識份子工農化”,這實際上意味著要用農民的意識來改造知識份子,以至整個中國,從而埋下了極大的隱患。但知識份子在下鄉過程 中加深了對整個中國國情的瞭解,思想感情也發生了變化,同時大大推動了農村的建設事業的發展。

五、六十年代

     我們這一代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知識份子,都是滿懷激情的理想主義者,有著建設祖國的巨大熱情和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覺性。我們年輕時候的最大志向,就是要到 祖國最需要發展的地方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貢獻自己的青春。無可否認,“黨指向哪裡,我們就到哪裡”的理念,暴露了這一代人的一個基本弱點:我們或自覺 或不自覺地充當了黨的“馴服工具”。因此,大學畢業後,當組織分配我到偏遠山區貴州時,儘管這多少有點懲罰的意味(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仍欣 然前往,因為這是黨的安排,同時想的是“好男兒應當志在四方”。    後來,我並沒有分到農村最底層,而是在專區所在地的安順教書,但一教就教了十八年,正是我從二十一歲到三十九歲的人生最美好的時光。但我並不後悔,因為我 在中國的社會底層經歷了大災荒與文化大革命,並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社會有了真正深切的瞭解,這幾乎決定了我以後一生思想與學術的發展。七十年代末恢復高 考以後,儘管我離開了貴州,來到北京大學這樣的“最高學府”,但我始終以貴州作為另一個精神基地。

文革時期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那一代,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半自願、半被迫到農村去的。這是上世紀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知識份子“上山下鄉”運動。毛澤東說得 很明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場運動的指導思想是有著濃厚的反智主義傾向(毛澤東一再強調:“書讀得越多越蠢”,因 此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反智主義恰恰也是民粹主義的一個要害。

     但也有一個事實,就是在深入農村以後對“中國問題”的正視,迫使這一代人“重新思考與批判”,包括重新思考“中國往何處去”這樣一些根本問題。應該說,正 是這些思考,為文革結束以後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並爲培養人才作準備:今天活躍在中國各界的許多骨幹,都有“下鄉”經歷。他們 在農村所獲得的經驗、所吸取的教訓,對他們今天的價值觀與行爲都有重要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當年大批知識青年深入農村,對中國20世紀最後二十 年至今的變革,產生了直接與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