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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分歧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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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活動開始前,多爾斯•格呂貝恩即向主辦方表示自己無意參與此次對話,而是寧願“默默堅守若干不容商榷的理想”。莫妮卡•馬龍雖無法斷定日後是否會爲參加這次對話而深感後悔,但還是欣然接受了邀請。她表示將向中國同仁提出幾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可以讀什麽書?我如何能公開表達自己的見解?”

作者: 安德思

對話陣營的角色劃分似乎涇渭分明,德中對話究竟困難何在?“爲何我們互不理解?”哈佛大學教授霍米•巴巴問道。作爲後殖民行動計劃的倡導者,霍米•巴巴曾爲推動西方知識體系的重新定位做出重大貢獻。他認爲在人們面對陌生事物的“不理解”和爭議中包含了克服對立的固有前提,“否定之途”(via negativa)預設了向前邁步的憧憬。霍米•巴巴在新哈登貝格城堡的發言中指出,異口同聲式的“共識文化”(Konsenskultur)已告結束,他主張以不同立場相互間的趨同爲目標,在充滿活力的“異托邦”(Heterotopie)實現理解,但他同時指出,趨同並不以否認歷史、文化和身份的差異爲代價。

亞歷山大•克魯格也同樣召喚異托邦時代的來臨。他認爲在異托邦時代,“不可能”與“可能”總是相伴相生。“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我正在充滿好奇地關注著中國,就像萊布尼茨曾經做過的那樣。”當莫妮卡•馬龍重新提到人權問題時,多年來一直在向全國人大遞交同性戀婚姻提案的學者李銀河與作家蕭開愚同時表示,維權在中國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特阿•多姆表示她將與其他人一道爲人權而戰,除非持不同政見者出於保護自身安全的需要而敦促她停止抗議。對體制並不抱有根本性敵意的中國學者們則提出了若干政治訴求:取締審查制度,恢復出版自由。歐洲主持人花久志呼籲人們不應忘記,在一個經由中國當局批准的活動上與會者將成爲誰的證人——“這是作家要求人權的呐喊!我們聽到了這聲呐喊,我們所有的人都聽到了!”

在此之前,弗朗索瓦•于連已爲偏離執政黨路線的對話內容定下了基調。他認爲“分歧”的存在是出於“反思人性的迫切要求”,對人性進行反思能夠開啓不同立場之間彼此關注的目光;思想空間因分歧的存在而産生,從而激發出一種對“共性”的全新理解。中國知名學者汪暉指出,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共性尺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同時還要考慮到如何滿足“新貧民”即三百萬農民工的消費需求,該群體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爲其代言,受到資本與政治的盤剝。依照中國學者觀點,我們必須對很多概念重新加以理解,這其中包括汪暉提到的“勞動”和“尊嚴”,以及哲學家趙汀陽所闡述的“人權”。海爾穆特•拉赫曼表示,趙的“人權”概念中潛藏著一種讓他感到不寒而慄的“報復性正義”。異質思想空間在莫言的頭腦中或許也同樣存在,2009年他在出席法蘭克福書展時曾談到:“一名作家應該對社會的陰暗面以及人性的醜陋表達批評和憤慨,但這方面不存在某種統一的形式,有些人可能想要上街呐喊,但我們應當容忍一些人躲在自己的房間裡,並且用文學來表達他們的觀點。

”新哈登貝格堡爲期兩天的對話也爲思想的“偏離”提供了自由空間,圍繞幾個核心概念迸發出無數思想火花,對話中既有相互接近和碰撞,也不乏深層次的交流。國際性視野營造出一個相互理解的體系,從而避免了某一方出於自身使命和利益的需要而將思想空間全盤佔據的危險。如果伴隨我們思考與認知的分析習慣自一開始便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約束,那將何其美妙;我們將會理解,中國也同樣有著各種各樣的聲音,在執政黨的陰影籠罩下人們也在圍繞什麽是正確答案而衆說紛紜,爭論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