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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國家品牌推廣”還是藝術交流?

“國家品牌推廣”還是藝術交流? ——變革中的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國家品牌推廣”還是藝術交流? ——變革中的德國對外文化政策 | [Photo]

    “對外關係之維持爲聯邦之事務”,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法第32條如此規定。因此對外文化政策首先是對外政策,但是這個政策的範疇正在發生轉變。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數量的龐大:德國從未有過如此之多的駐外文化機構,德國同世界其他地方從未有過如此廣泛的聯繫,也從未有過如此豐富的文化交流。

作者: 沃爾夫岡•施奈德(Wolfgang Schneider)

     以文化對話取代文化輸出? 

     關於文化政策尤其是文化交流方面的概念性構想不勝枚舉。在此值得回顧的是1970年12月德國外交部提出的主導方針:“今後對外文化政策將更深入地致力於當代文化和文明問題,因此對文化概念必須有一個更爲寬泛的理解。”值得提出的還有 1975年德國聯邦議院調查委員會呈遞的近300項研究結論和100多項建議,其中詳細闡述了德國對外文化政策不能再僅僅限於單方面的文化輸出,而是必須面向文化互動和夥伴式的合作關係。非常值得引述的還包括時任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的希爾德加德•哈姆—布呂歇爾(Hildegard Hamm-Brücher)1982年在她提出的《關於同第三世界國家開展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十個論題》中,力主將文化關係的雙向互動、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平等、人與人生活和交流中各個領域的融合、鼓勵和拓展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作爲對外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則。

     因此,應該根據現在爲未來草擬的對外文化政策理論去檢驗以前的國際文化關係舉措。過去叫做以“雙向通道”代替“單行道”,真是這樣嗎?由原先的文化輸出轉向不同文化間對話,成功了嗎?說要從合作轉到共同生産,做到了嗎?現在提倡的是以專案和合作過程取代展示和産品、以全球化網路取代中心化連接結構、對文化對立陣營進行有目的的干預,這些都是時下所討論的內容。那麽這些要求與現實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

     德國前外交部長約施卡•菲舍爾(Joschka Fischer)於2000年提出的外交構想還以促進民主和實現人權爲主題;當時的社民黨與綠黨的聯合政府打出了避免衝突和確保和平的口號,竭力倡導對話、交流與合作。德國現任外長吉多•韋斯特韋勒(Guido Westerwelle)對此並無異議,至少沒有在公開講話或書面文件中做此表示。但2011年底他宣佈了聯盟黨與自民黨的聯合政府新的方針:“德國關注的是確保其在世界上的影響”,從中不難聽出新殖民主義的弦外之音。輿論界雖未因之譁然,但文化界與政界對此的敏感度卻提高了。對外文化政策被直接等同於了文化外交。有些人不免開始擔心藝術被工具化。

     “文化外交”:良好治理? 

     Cultural Diplomacy是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術語,德語中尚沒有對應的翻譯。美國政治學界在定義這個概念時總愛將其作爲與“文化帝國主義”的區格。彌爾頓•C.卡明斯(Milton C. Cummings)對此有過一個相當寬泛的定義:“觀念、資訊、藝術、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傳統、信仰等文化層面的交流……”

     對其他社會作爲文明國度的認可是任何一種交流的基本出發點,而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歷史上,這一事實直到兩德統一的協定第35條中才最終得以訴諸文字。自1990年起,圍繞是否需要依此對德國基本法進行修改的討論一再展開。最終,聯邦議院下屬的“文化在德國”調查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建議,“國家對文化予以保護及扶持”應作爲附加的第20b條加以規定。至此,政治上尚未達成一致意見,衆口一詞的認同更多地限於學術界。學術界常談及文化社會,文化公民和一種自我定義爲“治理”的文化政策,這種政策能夠使討論和分享得以實現,促成以國家和公民社會爲行動主體的合作,並發展出各種合作性行動形式。國家不應事無巨細親力親爲,而是要更多地起到一種激發作用,扮演倡導者、主持人和聯絡推進者的角色。就此而言,文化外交需要良好治理。

     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方面,人們就此也提出了一些相關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社會經濟化,將全球化理解爲一種風險和一種機遇,對全球媒體化趨勢所帶來的後果進行批評性討論。在多邊文化和政治關係層面,文化外交完全可以起到一種參照系的作用。在此,需要從文化政策的角度出發對具體的任務、工具和影響加以分析。理論方面就說這麽多吧。

     以大型文化活動爲導向,或促進參與? 

     再回到實踐層面,“爲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價值和理念贏得更多支持者”這句話究竟意味著什麽?是廣告、公共關係還是市場營銷?這難道不是旅遊局的事情?或者應當與德國的形象推廣一併進行?

     眼下一種重新活躍起來的形式引起了批評界的注意:國際關係中的“德國年”分別在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國舉辦。國家須與企業一樣使其適合市場需求,“國家品牌”將對經濟基地政策起到幫助作用。這就是爲大型文化活動取向所提出的理由。理由中還包括:當然應爲解決問題作出貢獻,當然不應僅僅是純粹的出口産品展示活動,當然必須有可持續性理念的支援等等。

     到目前爲止,如何實現對內文化及對外文化政策的結合,尚欠缺一個總體方案。正因如此,有必要讓文藝工作者介入其中。在孟買、大阪或薩爾瓦多這樣的地方,真的會有人對藝術家是否來自德國感興趣嗎?邀請某人參與文化專案時,難道不是對真有意思的音樂人和戲劇人的興趣最終起著決定性作用? 類似方法只有依靠現有結構才具備可行性?首要的一點難道不是尋找當地合作夥伴,繼而營造出可以促成文化藝術合作的象徵性空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文化外交正處於轉型期,亟待解決的問題多於現成的答案。而這正是實踐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