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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訪談
要重建知識份子對道統的擔當 (下篇)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資中筠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資中筠 | 攝影:張向陽,版權: 東方IC

中國知識份子是怎樣從20世紀50年代起一步步失去對“道統”的擔當?8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和民族主義思潮與知識份子道德淪陷是什麼關係?資中筠先生在採訪中講述自己的擔憂和對再啟蒙的期望。

問:可是,為什麼知識份子願意繳械,不要判斷是非的標準?

答: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個是因為愛國,相信它能夠把中國搞好;第二個是因為“世界潮流”,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代表未來,資本主義陣營代表沒落,當然要站在“歷史潮流”一邊。另外,就是中國知識份子本身的一種 “劣根性”。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良傳統外,中國知識份子還有一種對於君主的歌頌傳統,我稱之為“頌聖文化”。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話就是韓愈的“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不管貶到什麼地方,就算要殺我,皇帝還是“天王聖明”!到後來,前一個傳統沒有了,就只發揚了“頌聖文化”的傳統。中國的知識份子和西方的不一樣,即使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擺脫不了寄希望於“明君”的思想,總希望有一個“明君”出現可以救中國。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之後,“頌聖文化”就大大地發展了。

  現在更糟糕的是,家國情懷淡薄了,除了我們這一代人還是忍不住的要憂國憂民之外,隨著年齡的降低,所謂的家國情懷越來越淡薄。因為人們可以用腳投票,不一定非得終老於這片土地上,此處不合適,我還可以到別處去發展——全球化時代裏,全球人才流動是無可厚非的。可是這種選擇機會的增強反而助長了某些人的 “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以前的那種愚忠不一樣了,現在就是心安理得地當兩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沒什麼關係,我今天在這裏,就頌你一天,只要給我好處就行,明天我不在這裏了,到外頭去罵你也行。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一邊是思想禁錮毫不放鬆,一邊是有利可圖的商業大潮,兩下夾擊,就造成“逼良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氣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高,還可以自豪一陣子。現在沒有了過去的那種危機感,也自以為不再需要學習別人的長處,更加願意粉飾太平,所謂歌頌盛世。現在的“頌”不一定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另一個極端的表現是誇大外部的威脅,所謂“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歸,就是矛頭對外來掩蓋內部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機。

問:現在知識份子的正義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嗎?

答:當年那些知識份子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人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已經麻木了,正義感已經非常淡薄了,對過去不可容忍的事習以為常。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曾經有過一個“再啟蒙”時期,理想主義被喚起來了,人們思想活躍,留下一些寶貴的思想遺產。可惜,“再啟蒙”時期太短,90年代以後,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我發現,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來大家都過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遠處多想一點,就憂心忡忡。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為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後,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為了抵制普世價值。一百年來都是這樣,每當改革到攻堅的關鍵時刻,老一套就又回來。接受了船堅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業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時候,“國粹派”就出來了,反市場經濟的民粹主義也出來了,他們說,我們國家原來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說自古以來就沒有落後過。

中國需要再啟蒙

問:中國經濟在不斷發展,而國際上在這方面又問題不斷,您的觀點是什麼?

答:我認為,美歐的經濟還是會起來的,不會就此一蹶不振的。我們也不可能永遠優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難,一些人的腦筋可能會清醒一些。

  現在國家主義或是極端民族主義特別嚴重。其實我覺得看問題需要新視角,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為本,片面的國家主義以犧牲廣大國民的實際福祉來滿足某種虛榮,推向極致就會導致法西斯專政。

問: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遺憾的是現在對此沒有共識。您認為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答:可慮的正是沒有這種共識。一天到晚喧囂叫嚷什麼 “中國站起來”,前提好像現在中國作為整體在外國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兒來一股氣,覺得好像現在中國人太窩囊了。其實作為中國對外國而言,早就站起來了,現在經濟上有了實力,比什麼時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國對美國總在那兒說“是”,其實我們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說“不”嗎?外交的本質就是在實力對比現實的基礎上,盡可能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但也必須有一定的妥協。其實儘管毛澤東時代反對“帝修反”調子很高,但在實際行動上對外還是懂得妥協的,打開了中美關係,沒有搞軍事冒險主義,這是中國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個人對內部權勢而言,確實還沒有完全站起來,基本權利常常會受到侵犯。還有我剛才說的“頌聖文化”就是在精神上還沒有直起腰來。 所以,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從“前全球化時代”的思維方式轉變到全球化時代思維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需要新的思想啟蒙。

問:在這樣的時代,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該怎麼做?

答:金錢能夠收買人,也能夠腐蝕人,知識份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紀80年代來,許多知識份子的思想是倒退了。從傳統來看,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似乎都有參政議政的願望,“帝王師”當不成,就當謀士,用時髦的話叫做“智囊”,或“思想庫”,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往往為求見用而迎合,還是不能獨立。我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最好改變眼睛向上,先擺脫更加獨立地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

  當前我們需要再啟蒙。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別人。其實“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例如我自己就經歷過長期自我啟蒙,在這過程中也受到過許多人的啟發。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份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個人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現在空間還是有的,有多少空間利用多少空間,盡人事聽天命。現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點,能夠看到這裏那裏經常出現一些好文章和思想,問題是怎麼樣能夠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所以,現在是重建知識份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

  資中筠先生1930年生於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於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20世紀50、60年代,資中筠先生在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因工作關係,在相對封閉的年代有機會訪問亞、非、歐、拉美多國,並在維也納常駐三年。“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尼克森訪華前,從幹校調回,參與外事接待工作。之後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後來又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邀請下,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後擔任了所長,1991年辭職後做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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