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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當代文化
綱領:“文化為全體人”

“歌劇為全體人”在慕尼黑演出
“歌劇為全體人”在慕尼黑演出 | © BMW AG

希爾馬爾•霍夫曼(Hilmar Hoffmann):文化作為一個共同體“生活的精神基礎”,必須要讓盡可能所有的公民參與到文化與政治的公眾輿論之中。

作者: 希爾馬爾•霍夫曼(Hilmar Hoffmann)

  文化理論家認為,人的本質就是其文化:因為“本能的開放性”,人的行為不固定於特定的方式。

  我們並不都一樣。人們生活於不同的共同體中,它們在規則、指導行為的標準、對善而正確的生活的共同觀念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人就是通過這些共同組織自己的生活。

  這種差別是在歷史的進程中,通過對生活空間的地理先決條件的適應,通過經驗,通過與鄰居的交往,以及通過協商或者由統治者確定,而逐漸形成並固定下來。

  造型藝術是一個文化的表徵工作的本質部分,通過這樣的藝術,這樣的規則與差別得到塑造。藝術所表達的圖形和設想,是人們用來作為解釋——或者用現代主義的說法——構建世界與人以及價值判斷的取向輔助,這決定著人與自己的本質、與自然環境、與生死力量、與他人以及與歷史的關係。

  從造型藝術到文學、音樂、戲劇和舞蹈等美學表達形式,以其特殊性有助於一個共同體的再認知,有助於個體通過共同體對自身身份的識別。但是,經常被忘記的一點是,這些也是享受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如同托馬斯•曼(Thomas Mann)所說,藝術為生活本身創造樂趣。 

  許多以國家為單位組成的共同體都把藝術和文化生活的發揮留給了自由獨立的活動者:出錢或者自主活動的用戶,也包括參與統治的(政治)力量,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把藝術當作施加思想、象徵和綱領性影響的手段。不過,尤其是從文藝復興開始,歐洲的私人資助者也樂意用藝術家裝點門面,以提高自己的聲望,而今天,資助者和贊助起著特別的作用,因為藝術家必須依靠他們的幫助。 

  德國從16世紀開始形成一套藝術促進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皇帝和國王、公侯和宗教勢力在不同層次上推動藝術。今天的許多劇院、博物館、宮殿和花園以及其他文化機構,就是來自前民主時代的德國眾多的公侯對排場的需求和權力展示。魏瑪古典主義時期就是這種封建的藝術與文化促進活動中遲來的、已經打上了啟蒙烙印的頂峰。但是,參與充滿活力的文化生活的,同樣也有自由的共和政體的城市、地方和區域以及公民自己的組織,比如行會或兄弟會,後來還有作為“公民社會”具有經過民主認可力量的藝術協會、其他聯盟和公民基金會。

  德國今天的民主政體盡可能地注重讓所有人都參與文化生活,因為只有這樣,共同體的支柱性價值,就是說生活的精神基礎,才能得到所有人的認知、接受和塑造。在這方面,國際認可的頂級成就與群眾性的文化生活相互補充。

  具體實踐就是,城市與地方在自己所負責的“基本生存保障”的框架內承擔文化生活幾乎三分之二的費用。從原則上講,這是一項自願的服務,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放棄這一點,每個地方都由自己決定以什麽為重點。在文化聯邦制(聯邦與聯邦州分擔責任)的框架內,另外幾乎三分之一的資金是聯邦州的事情,後者往往是從以前的(公侯)小國演化來的。聯邦政府作為中央機構為具有國家意義的重要機構負責,從前東德並入聯邦德國之後,也負責保障這幾個“新的聯邦州”的文化基礎。

  公民社會的力量在各個層次上都為籌集資金出力,公民通過自願形式的共同參與以及個人發揮組成協會,是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文化為所有人”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綱領方案,宗旨是為盡可能廣泛的民眾階層塑造一個富於啟發、充滿活力的文化環境。保護文化遺產並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討論。有些人認為,在今天的這種“親歷社會”和“生活風格社會”,這種綱領已經過時。這麽論證的人應該想到,文化作為一個共同體“生活的精神基礎”必須至少爭取努力吸引所有人加入包含協商並確定共存規則的文化與政治輿論。所以,文化政策提出的訴求是,為包括移民在內的所有人提供參與塑造和發展文化生活的機會。

  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任憑貧富差別擴大、新的貧窮產生,這樣也就是放任在隔離的社會氛圍內產生平行世界,但是,如果在新的貧窮中越來越少的人能夠利用社會學家狄奧多•W•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所呼籲的“有區別的、進步的精神體驗的可能性”—— 這無非就是指參與文化生活——而越來越多的人“被隔離於自身事物的有力表達之外”,那麽,整個共同體都會受到不良影響。如果太多人逃離共同的責任,這個社會就沒有前途,不論其成員是逃入財富的隔都,還是逃入底層的邊緣,不論是逃入宗教原教旨主義的還是民族的隔都。

  德國,作為一個已經在其基本法中規定了“人的尊嚴不可侵犯”這樣的核心文化價值的國家,帶有特殊傳統帶來的烙印,比如從宗教改革開始的對不同宗教信念的承認、移民而來的猶太人、法國胡格諾人、奧地利新教徒或者應召而來的勞工移民的參與,同時也具有魏瑪古典主義時期的人文主義突破和從19世紀開始的國內對社會問題與社會公正所進行的討論的印記,最後,也因為自己在歷史上充滿痛苦的經歷與罪責而強調對人權和人的尊嚴的跨國界責任。承認對一個處於全球化的“同一個世界”的未來的責任,就是這個“生活的精神基礎”的直接延續。

  希爾馬爾•霍夫曼,1925年生於不來梅,曾經在埃森的弗爾克范格音樂與戲劇大學學習導演,後為導演助理,1951年任奧伯豪森夜校校長,在那裏組建西德文化電影節(後來的奧伯豪森國際短片節),自1965年起任奧伯豪森社會福利與文化部門負責人,1970年至1990年任法蘭克福(美茵河)的文化副市長,在那裏首先倡導城市對文化領域的獨立團組進行促進,1993年至2001年任歌德學院院長。

  另外,希爾馬爾•霍夫曼還在波鴻和法蘭克福大學教授電影理論和文化政策,是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大學客座教授。自2001年起,霍夫曼任黑森州文化委員會主席,此外還是法蘭克福德國電影學院(DIF)管理委員會主席和RTL節目顧問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