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焦點:未來恐懼
對未來的恐懼吞噬靈魂

德國受活力缺乏綜合症困擾的人數持續增加
德國受活力缺乏綜合症困擾的人數持續增加 | 版權:www.colourbox.com

社會越進步,心理問題越嚴重?成就型社會下的生活肯定有許多陰暗面,然而人們對此的認識卻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作者: 揚•施利特 (Jan Schlieter)

  經濟指數攀升,幸福指數下降。這是對當前德國國內形勢最貼切的概括。因為,為持續出口記錄和擴大就業所付出的心理代價是昂貴的。一項頗具代表性的名為“德國人的恐懼”的長期調查顯示,德國人的擔憂在近十年來呈明顯上升趨勢,而且在擔憂人群中,有很多是年輕人。一家名為Rheingold的德國專業民調機構對100名18至24歲的成年人進行調查採訪,得出其稱為“‘宅’一代的衰敗恐懼”的結果。該調查報告在結論中:“關於不斷逼近的衰敗的臆想,驅使青少年加強對其防備,並趨向尋求自我保護。面對顯得支離破碎且越發難以承受的生活現實,青少年首先嚮往的是穩定”。

  然而,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維持這種穩定局面的願望很難實現。近年來,專家們一直抱怨患心理疾病的人數持續增多。1990年以來,由上述擔憂所造成的心理疾病人數幾乎翻了一倍。在此期間,德國每年有近30%的成年人和20%的青少年忍受著心理疾病的折磨。抑鬱、恐懼、狂熱以及身心疾苦等症狀廣為流傳。約阿希姆•格魯斯科(Joachim Galuska)博士是德國巴特基辛根市精神疾病診所的主任,去年,他攜手幾位同事向公眾發出關注德國心理社會現狀的呼籲,在短短數周內就得到二千多人的響應。

抑鬱患者日益增多——中國也不例外

  格魯斯科認為,“靈魂的心肌梗塞”已經波及所有年齡段群體。在他看來,日益錯綜複雜的社會是造成這一後果的元兇,它迫使人們超負荷運轉。每個人都被各式各樣的壓力所包圍。雇主、家庭成員、朋友、同事、媒體、消費社會以及個人願望都要求人們最大限度的集中精力——越來越多的人預感到自己的精力會在某天被徹底榨乾。格魯斯科甚至推出如下論斷:“一個民族的文明和發達程度越高,要面對的心理問題就越嚴重”。

  的確,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國家中,精神疾病患病率近年來呈明顯上升的趨勢。據報導,一項來自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的問卷調查顯示,有超過三千萬的中國青少年正在遭受抑鬱和行為障礙的困擾。而早在幾年前,關於抑鬱的診斷還很少見。當時,它經常被診斷為神經衰弱(“疲勞綜合症”),因為一個身體的問題與精神似乎沒有關係。基於類似認識,西方國家的醫生也經常將其診斷為活力缺乏綜合症,雖然缺乏活力與抑鬱的臨床症狀有些親緣關係,但其與真正的心理疾病其實毫不相干。

  一位名為丹尼爾•艾弗雷特(Daniel Everett)的美國民族學者也證實:心理疾病與物質財富存在相互關聯。在巴西熱帶雨林區,他與一個名為Pirahã的部族共同生活了數年。他觀察到,雖然該部族的獵人和採集者每天都在生存的邊緣掙扎,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未來恐懼或者抑鬱為何物。因此,艾弗雷特將該部族的成員稱讚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當代協作社會使人患病

  那麽,心理疾病的數量為何會隨經濟水平提高而增長呢?從某些範圍來看,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對此現象越保持警覺,就越有助於發覺它們。我們只有主動找醫生,才能得到診斷;醫生也只有經過檢查,才能發現問題。

  然而,僅有上述解釋還不夠。導致憂慮、抑鬱和疲勞綜合症持續增多的核心原因,似乎在於當代協作社會中的工作條件與人員穩定之間的交互作用。其中,越來越多原本極能抗壓且靈活的人,也開始面臨患上心理疾病的危險。因為他們總是受到新任務及新責任的持續壓迫。目前,十分之一全職工作者每周工作時間已超過60小時。他們中很多人起初認為長時間的工作不成問題,努力最後畢竟還會換來認可。然而長此以往的生活也存在很大風險。工作之外的興趣和交往因此無暇顧及,甚至會產生工作狂的效應,以此來壓抑空虛的心靈。這類人如果得不到專業的心理干預,其工作能力將被迫大打折扣。

  但是,有意識的(自我)控制也並非易事。一些人擔心為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反而丟掉了工作。畢竟,他們面臨眾多潛在競爭者:那些在經歷了精英幼兒園、8年制高級中學以及強化培訓班的訓練之後,已經適應了多任務、高期望、強壓力下的工作的人。同時,眾多媒體也傳播著一種觀念:似乎除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之外,其他的都不重要。

對感興趣企業提供行動支持 

  上述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這種活力缺乏問題不僅限於傳統的支持性行業。這也符合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一項關於IT從業者精神負擔調查的結果。該調查顯示,在331名被訪問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自己能夠長期堅持在工作崗位上。僅29%的人認為自己在下班後能夠在精神上徹底擺脫工作的影響。這兩點正是 “精疲力竭”的前兆。該調查負責人安雅•格邁爾(Anja Gerlmaier)博士表示,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媒體工作者及科學研究人員身上。“所有以做項目的形式工作的人,都在忍受著下述折磨:頻繁中斷工作流程;巨大的時間壓力;參與多個不同項目或者日常管理工作。”

  情況目前並沒有好轉的跡象。相反:“服務行業中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工業界15年前所經歷過的——巨大的全球性競爭,因為在印度或者俄羅斯,人工費用在同質量下要低得多。”這就意味著德國從業者要承受更大的時間壓力和工作密度。正因如此,格邁爾博士認為,勞動者的積極與主動就更顯重要。“應該從自我評估開始:我的抗壓極限有多大?我如何能夠得到團隊的支持?我們在哪裏能夠共同改進工作流程?”

  格邁爾博士與她來自“IT界人員變化及預防”項目的同事們一起為感興趣的企業開辦了研討班,以此來上述考慮的視線。很多改變很容易實現,並且其成效性也已得到了科學驗證。例如,會議和郵件回覆可以在下午進行,從而將上午清醒高效的頭腦從諸多類似的簡單工作中解放出來,。為此,一個明確的工作框架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經常做短暫休息,讓每名員工最多參與兩個平行項目,在格邁爾博士看來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少擁有,少擔憂

  那些對自身未來一直充滿擔憂的人,應加強對在工作之外的自我價值的認可遺憾的是,為了得到專業心理醫師的診療,人們經常需要等待數星期。但沒有必要因此而沮喪,很多事我們自己就能做到:積極發展興趣愛好;抽時間放鬆自己;與親朋好友保持聯繫;學會有選擇性的拒絕;分析並且接受自己的擔憂和極限。德國著名女作家卡倫•杜韋(Karen Duve)就決定,在2011年,每天至少將自己與一件事情分開。當然,我們沒有必要極端的去模仿。但如果我們所擁有的東西少一些,確實有助於克服對未來的恐懼,畢竟,對於放棄的東西也就沒有什麽好擔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