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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未來恐懼
一個小女孩和5500萬孩子的未來

北京一處農民工聚居區,孩子只能在屋外寫作業
北京一處農民工聚居區,孩子只能在屋外寫作業 | 攝影:Panzhiwang,版權:東方IC

生活不穩定,無法接受正規教育、缺乏父母關愛等問題,正困擾著約5500萬進城農民工的子女,並帶來越來越多心理和社會問題。

作者: 陸曉婭

  網易在2010年底做了一個名為“選擇”的專題,講述了8個普通中國人面對選擇的故事。其中有個叫楊紅的婦女,她從河南農村到北京打工9年了,女兒一直放在老家,由姥姥姥爺照顧。現在,老人們都80多歲了,楊紅覺得不能再讓他們勞累,想把女兒接到北京,又擔心承擔不起女兒在北京上學的費用。到底是該把女兒接來,還是該把女兒繼續留在老家?楊紅面臨著艱難的選擇。

留守青少年與流動青少年 

  楊紅的難題,是中國上千萬個農村家庭的難題。據調查,中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已經超過了2億,而這些農民工則有大約5500萬處在學齡階段的孩子。這些孩子有兩個特殊的指稱:留在老家的被稱為“留守青少年”,跟父母進城的被稱為“流動青少年”。“留守”,意味著和父母長期分離、父母關愛的缺失;“流動”,則意味著生活與學習環境的極度不穩定。不論哪種選擇,都會嚴重影響著這5500萬孩子的成長,他們的身心健康、他們未來的人生發展、他們與社會的關係,在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文化夾擊下,這些都展現出非常不樂觀的前景。

  在中國,從農村進城打工者聚居的社區大多在城鄉結合部的所謂“城中村”,擁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人數遠遠低於外來人口,政府為當地居民開設的公立學校,無法吸納突然增加的學齡兒童。同時,要進入公立學校,工人還必須獲得一系列對他們而言條件苛刻的證件和證明,很難實現。大部分流動兒童因此被迫進入由私人設立的、專門接收流動人口子女的“打工子弟學校”。

  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有兩三百所,其中除一小部分獲得了政府的辦學許可外,大多數是沒有許可證的“黑學校”。這些學校的辦學條件非常簡陋,教師大多沒有教師資格證書,且因待遇極差而流失嚴重,教學質量難以保證。我們曾看過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數學成績單,超過及格分數的學生不到20%,而這所學校還算的上是“打工子弟學校”中最好的一所。

  此外,因為沒有得到辦學許可,加上近年來的城市拆遷,“打工子弟學校”隨時會被停辦。近兩年,在北京由於拆遷而被停辦的“打工子弟學校”就有好幾十所,成千上萬孩子的學業受到影響。2010年春天,北京大興區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因拆遷而停辦。我問校長,學校的1800個孩子後來去了哪裏?校長說,至少有1/3回了老家。回老家,意味著孩子再次和父母分離,並重新開始適應農村的環境。對於那些很小就來到城市,已經不會說家鄉話,和家鄉沒有多少情感聯結的孩子來說,這個再適應的過程極其艱難和痛苦。據調查,回到老家讀書的孩子,最後也幾乎“全軍覆沒”,能夠堅持讀完高中並考上大學的寥寥無幾。

前途無著引發諸多心理和社會問題 

  不斷被迫輾轉甚至失學,使打工子弟通過接受教育融入城市生活,向上發展的出路幾乎被封堵住了。在中國很多大城市內和城市郊區,正在出現越來越多“失管”、“失學”、“失業”的青年,他們茫然、失落、憤懣地遊蕩,成為新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北京某區檢察院對“90後”犯罪案件進行統計,發現外來流動青少年佔75%。

  “留守”與“流動”的糾結與反復,親情的缺失和環境的不穩定,還嚴重影響到打工子弟的身心健康。留在鄉村,由祖父母輩撫養長大,得不到來自父母的親情與教育,一方面給家庭關係帶來疏離,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照顧和管理的缺失,使孩子在成長的關鍵期出現種種問題。而在流動中,很多家庭不了解城市生活的複雜,父母忙於生計無暇照顧孩子,也出現了大量的心理問題和安全問題。翻開都市報紙,兒童傷亡報導大多都是外來務工家庭的孩子,性侵犯也更容易在這個群體中發生。

社會公益組織在行動 

  所幸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開始關注中國的流動青少年問題,試圖在死板的教育體系之外盡可能為其提供幫助。成立於2008年的“北京歌路營教育諮詢中心”是一個服務於青少年和陪伴青少年成長的非牟利機構,包括為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和義工進行培訓,為流動青少年提供職業、藝術教育及心理諮詢服務等。至今已為超過20所打工子弟學校,數百名教師及近2000名打工子弟學生提供了各種免費培訓和諮詢服務。

  在香港註冊的一家國際性公益組織“打工子弟愛心會”(Compassion for Migrant Children,簡稱CMC),則是通過建立社區中心來開展各種項目活動,為貧困的流動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經濟、物質以及社會福利支持。CMC目前在北京打工人群聚居地共建有3個CMC社區中心。在上海建有1個社區中心。“新公民之友平台”則以網站作為主體,採取在線離線相結合的方式,幫助和支持義工及社會機構更好地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義務服務。

  而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則十多年來堅持在貧困農村為留守青少年及貧困家庭服務,在貴州、雲南、山西、河北等11個省中的200多個村寨組織包括基本學校教育、成人教育、鄉村綜合發展等項目。

  此外在中國還有打工之友、打工妹之家、農民之子、教師之家、工友之家、同心希望家園等很多類似的非牟利機構,以及在打工子弟學校還活躍著的大學公益社團。

最終的選擇 

  楊紅最終選擇了把女兒接到了北京,女兒從“留守兒童”變為了“流動兒童”,進了一家只教“語數外”的“打工子弟學校”,上述一系列的問題必將困擾著楊紅和她女兒的未來。能否為5500萬像楊紅女兒這樣的留守青少年和流動青少年的成長提供更好的幫助,將對整個中國的未來發展起到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