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焦點:啟蒙
《啟蒙的藝術》在北京——一次被浪費的機會?

《啟蒙的藝術》展覽現場,2011年3月
《啟蒙的藝術》展覽現場,2011年3月 | 版權:柏林國家美術館,攝影:Frank Barbian

歌德學院(中國)院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認為,德國媒體副刊關於《啟蒙的藝術》展覽的憤怒只是加劇了中德雙方相互之間刻板感知的不斷僵化。

作者: 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

  當前德國的一些媒體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可以用他在公開場合提到艾未未這個名字的頻率來衡量。最近有一位德國記者拿著藤條亂打一通,我也挨了一鞭。因為我4月9日在主持一個有關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影響的對話沙龍時,艾未未的名字我“沒有說出口”。有鑒於此,我趕緊公開發表幾點聲明 (儘管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1.我認為,逮捕藝術家艾未未是倒退,是重蹈覆轍,是軟弱之舉。

  2.即便艾未未真有經濟問題,我認為這一指控無非是給人提供了一個鏟除異己的大好機會。

  3.艾未未的家屬和律師至今都不知道他人在何處,也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這使我更有理由懷疑“日益改善的中國法律體系”(2011年4月16日的《環球時報》)的現狀是否令人滿意。但我並不否認中國的法律體系在過去三十年裏取得了巨大進步。

  4.德國作家和對華友好人士史蒂曼(Tilman Spengler)計劃來京參加《啟蒙的藝術》展覽開幕儀式,中國有關機構卻拒絕給他簽證。我認為此舉很愚蠢,很不合適。

  我希望這幾點聲明能夠安撫我那些情緒激動的德國同胞,使他們有心情閱讀下文。

  我們的中國讀者很難理解這場讓德國媒體火上加油的輿論風波,所以必須為大家解釋。事情緣起自德國三大博物館組織的、在重新開放的國家博物館舉行的“啟蒙的藝術”展覽。由於你們當中大多數人沒有看過、可能甚至還沒聽說過這個展覽,所以首先應該告訴大家,這個展覽旨在通過藝術品和其他物品來表現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歐洲啟蒙運動幾個重要的方面。展覽是由德國的相關專家策劃的,德國外交部提供了八百萬歐元(約合七千萬人民幣左右)的贊助,展覽在2011年4月1日由兩國政府的高層共同揭幕。哦,原來如此。德國人激動什麽呢?

  概括起來,德國媒體和輿論界的代表重在責指兩點:一是位於天安門廣場的國家博物館不是舉辦這種展覽的合適場所,在此辦展將有助於 "鞏固中國的統治體系" ;二是展覽的內容和當前境況與展覽的“啟蒙”標題相矛盾。

  本文開始提及的事件更增添了德國媒體的反感。這些大動肝火的爭論無疑暴露出許多的無知、偏見、虛偽、自以為是。但是我同時要強調,並非所有的德國媒體都這麽聲嘶力竭,唾沫飛濺。即便是《南德意志報》,在刊載了一個名叫亨里克•博爾克(Henrik Bork)的人撰寫的破口大罵的報導之後,也發表了當事人史蒂曼的一篇寫得很冷靜、也很有頭腦的文章。

  德國和其他地方所產生的不滿不能完全歸咎於媒體。面對媒體的指責,幾位當事人如博物館館長的回應完全軟弱無力。這點非常耐人尋味,因為他們是本次展覽活動的發起人,並且通過這種形式貫徹了自己的意志。現在他們一味強調自己的意圖是好的,強調“純粹的藝術展”也能為啟蒙事業作出貢獻。

  對德國的情況不太熟悉的中國讀者可能會聽得一頭霧水。德國的幾個博物館來中國國家博物館搞一個展覽,這怎麽就對當前的形勢起到鞏固或者破壞作用?因為這是國家博物館嗎?中國的所有大型博物館都屬於國家;因為展覽的地點是國家博物館?中國不能有一個國家博物館嗎?一個國家博物館對外國的文化遺產開放,這不是一件好事嗎?因為它位於天安門廣場?國家博物館不放在天安門廣場又應該放哪裡?因為這是一個以“啟蒙”為主題的展覽?到底誰對啟蒙有意見?

  要理解德國人為何激動,就必須了解一個事實。在通常情況下,中國不是德國媒體和輿論界的現實感知對象、而是其符號感知對象。按照這種感知方式,天安門廣場無非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地方,是“被沾污的地方”。國家博物館無非是一座象徵共產黨統治的巨型建築。而啟蒙就是一種中國所缺少的、一種必須輸送到中國的東西。

  在德國,有關中國的公共話語是上述的符號感知的組成部分。中國讀者必須理解,雖然啟蒙是一個極其複雜、極其矛盾的現象,它既包括康德的絕對律令,也包括雅各賓式的恐怖,但在有關中國的公共話語中,啟蒙成為一項道德使命。但這項使命並非對所有的人都同等地緊迫:文化界絕對肩負這一使命,政治家只是部分肩負使命,商界則根本不會理會。

  本次展覽的組織者也成為這種感知模式的犧牲品。他們口口聲聲要搞純粹的藝術展,心裏想的是政治風光,他們都想把啟蒙之光送到中國。有一個事實暴露了他們的意圖:世界上哪有什麽“啟蒙的藝術”。幾位博物館館長不顧藝術史常識,決定將展覽命名為“啟蒙的藝術”而非“啟蒙時期的藝術”。此舉表明他們意識到德國媒體和輿論界對他們有何期待。既然主辦方和贊助商邀請了80多位德國和外國記者飛抵北京參加開幕儀式,他們當然沒料到自己會受到批評。

  這種簡單化的感知方式讓許多中國人感覺很傷感情,即便是對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現實表示不滿的中國人也有同感。這樣的感知世界裏,他們和他們的生活現實沒有發言的機會,除非他們符合德國人的符號感知模式。在本文開始提到那篇有關“柯勒惠支和中國的現代藝術”的對話活動的報導中,作者對中方人員及其發言隻字不提。他聲稱潛在的中國參觀者“受到警告”,聲稱這些人“因為害怕”而遠離這一活動。此人言而無據,但是他的推測符合人們的感知模式。在隨後的一場活動中,來自北京的語言學家方維規就歐洲啟蒙思想如何影響現代漢語的發展做了一場令在場的中國人和德國人都感覺十分精彩而且深受啟發的報告,但德國記者卻已無影無蹤。其實這兩場活動都是本次展覽的配套節目。

  舉辦啟蒙藝術展,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但二者都希望藉著這一展覽推動中國的啟蒙進程。有一個情況應該提醒我們的中國讀者注意:儘管啟蒙運動對宗教進行了諸多批判,但世俗化的傳教使命卻始終屬於啟蒙思想遺產,所以啟蒙主義者也把《聖經》的教誨牢記心中:“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

  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對此進行諷刺批判也不足為怪。北京的德語文學研究者黃燎宇曾在圖賓根大學發表一個犀利和充滿機智的演說,他在演說中指出歐洲人的啟蒙傳教使命十分可疑,因為中國的儒家早在歐洲啟蒙運動之前就表述了啟蒙的一些基本立場。面對難以應對的全球性挑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啟蒙的傑作即失控的資本主義都顯得束手無策。我們不必贊同黃燎宇的論點,但他的觀點可以為一場富有收獲的對話奠定基礎,譬如可以把相關對話納入展覽的配套活動。但是人們沒有這麽做。

  這阻力依然來自那種狹隘的感知模式,只是這一回的說法相反:由於害怕中方的合作者會過於敏感,人們便回到舉辦“純粹的藝術展”的立場,監管這一展覽的是清一色的德國專家。既然像我們所說的那樣,藝術史上找不出一種“啟蒙的藝術”,人們就決定從三大博物館的館藏中挑選一些展品來展示啟蒙思想立場。他們這事做得非常專業,也充分體現了德國人的認真細緻。最後挑選出九個主題:從“啟蒙時期的宮廷生活”到“愛情和感傷情調”和“回歸自然”,再到“思想解放”和“公共領域”。和多數中國博物館的有些乏味的櫥窗展品相比,“啟蒙的藝術”完全是“瑰寶”。展品和展覽方式的質素都很高,儘管西方的觀眾會問:實施專制統治的小邦君主的宮廷肖像、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創作的浪漫-神秘風景、博伊斯(Joseph Beuys)的作品是否真正代表藝術中的啟蒙精神?

  人們忽略或者故意忽略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展覽不是面向德國觀眾(考慮他們就夠困難的了),而是面向中國觀眾。雖然中國觀眾對康德和伏爾泰的了解一般要多於我們對孟子和朱熹的了解,但他們對啟蒙時期的情感生活、文明批判、宮廷生活很陌生,就跟我們對新儒學的生命意識和詩學一樣生疏。只有當觀賞者的知識和經驗能夠與展覽內容產生共鳴的時候,展覽才能發揮積極作用。

  總之,富麗堂皇的啟蒙藝術展與本地觀眾擦肩而過。它既沒給後者提供結合自身知識的機會,也沒有訴諸其人生體驗。它讓參觀者看得一臉的茫然,然後又帶著一臉的茫然離去。豐富多彩的展品未能刺激觀賞者的思想,而是令人疲憊。參觀者寥寥無幾,這不單單因為啟蒙藝術展要求單獨購買門票,而其他長期展覽都是免費,國家博物館每天只允許進8000人,這裏面有不到10%的人會光顧“啟蒙的藝術”。箇中原因,並非人們受到警告。

  啟蒙藝術展完全落入自我關涉的中國感知模式設置的陷阱,所以德國的副刊對它表示不滿,中國的參觀者又覺得它乏味。很可惜,這不僅僅是錯失機會。

  圍繞這個毫無鋒芒並且充滿善意的展覽所挑起的爭吵,使雙邊關係面臨進一步惡化的危險,雙方將更加疏遠,更加固守預製的感知模式。一方憤憤不平,一方覺得感情受到傷害。毫無疑問,促進這種感知方式的事情中國的有關部門一件也不肯捨棄。我只舉逮捕和拒簽這兩個事情做例子。拍得再好的中國國家形象片都將難以彌補這類事情對中國的對外形象造成的損害。

  啟蒙很有必要。我們都需要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