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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鮑伊與德國流行音樂
當一天英雄

大衛·鮑伊2015
大衛·鮑伊2015 | 照片(局部):Sony / Jimmy Katz

柏林曾經是一座分裂的、被封鎖的城市,一個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小社會。1976年及後兩年,柏林成為大衛·鮑伊(David Bowie,又譯大衛·寶兒)的隱居之地,也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因此,他得以對當時仍年輕稚嫩、風格尚搖擺不定的德國流行音樂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作者: 拉爾夫·尼姆茨克(Ralf Niemczyk)

  大衛·鮑伊在加州的發展不太順利。1976年初在洛杉磯推出專輯《Station To Station》之後,他似乎已江郎才盡,靠大量吸食可卡因度日。英國作家巴里·霍斯金斯(Barry Hoskins)曾經出版一部著名的記錄美國西海岸流行音樂演變的編年史,名為《等待太陽》(Waiting for The Sun),其中就提到這位意氣風發的倫敦青年在歐洲走紅後,欲在美國一展鴻圖,卻在此陷入崩潰,幾欲求死的經歷。1976年,鮑威傾盡全力舉辦了名為“Isolar”的世界巡迴演唱會。演唱會結束後,他在歐洲幾個地方中轉逗留,輾轉來到柏林舍訥貝格,投靠橘夢樂團(Tangerine Dream)的靈魂人物愛德嘉·佛洛斯(Edgar Froese)。這次搬家,一方面使他投入冷酷無情的戒毒鬥爭,另一方面也使他所處的藝術氛圍發生了巨大轉變。

  流行前衛教主鮑伊旋即成為以佛洛斯為首的一批德國電子音樂先鋒人物的座上客,這並非偶然。除了早期的發電廠樂團(Kraftwerk)、罐頭樂團(Can)和寥寥可數德國搖滾樂手外,七十年代的德國流行音樂界乏善可陳,鮑伊這樣的世界巨星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他在舍訥貝格大街上一直住到1978年,西柏林封閉的時光對於他,意味著回到默默無聞的地下音樂。後來,曾與他在錄音室多次合作的來自洛杉磯的摯友伊基·波普(Iggy Pop)也跟隨他來到柏林,自此形成了一個創作的小圈子。舍訥貝格成為了華麗搖滾、丑角合唱團(The Stooges)經典專輯《野性》(Raw Power)和前衛藝術的策源地。

舍訥貝格的創造力

  在柏林生活初期,鮑伊的心情仿佛被東德吹來的灰濛濛的褐煤灰塵所籠罩。他流連於各大藝術館,醉心於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繪畫,經常參加羅蜜·哈格(Romy Haag)的模仿秀沙龍。這段經歷最終促使他創作了三張十分重要的專輯《低迷》(Low)、《英雄》(Heroes)和《房客》(Lodger)。這幾張專輯主要在漢薩音樂工作室錄製,由於獲得了柏林市政府的補貼,這裡的使費比較少。那裡還可以看到被一分為二的波茨坦廣場上站崗的東德哨兵。鮑伊貪婪地吸收這些新奇的經歷,並在他的製作人支持下,將這些養分注入到一種全新的音樂美學當中。這種風格的轉變在他最具代表性的單曲之一《英雄》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用冷冰冰的合成電音訴說“當一天英雄”。

  1978年,當時總部尚在漢堡的流行音樂雜誌《音樂速遞》(Musikexpress)推出一份長達數頁的“特輯”,總結了鮑伊在柏林的生活。大意是:鮑伊、伊基·波普和天才製作人布萊恩·伊諾(Brian Eno)、托尼·維斯孔蒂(Tony Visconti)為德國前衛龐克音樂打下了基礎。儘管鮑伊自己並未與後來“德國新浪潮”音樂的代表人物有過直接合作,不過光是想像這幾位流行音樂大師不時在當地叢林一般的新浪潮舞廳出沒,就足夠令人興奮。至於一手捧紅罐頭樂團、新樂團(Neu!)、發電廠等樂團的萊茵地區著名製作人科尼·普朗克(Conny Plank)是否真如傳聞那樣,冷漠地拒絕了鮑伊提出的合作工作室的邀請,並不重要:德國新一代音樂人已站穩腳跟。因而,伊基和鮑伊會時常光顧街頭小酒館,喝兩口啤酒,也會去梅林達姆一帶的建築工人服裝店購買粗笨的工裝褲。

從前衛文化中獲得啟發

  西柏林這座孤島城市的前衛文化悄然發展,賦予當時的聯邦德國一個新的中心引力。同時由於克莉絲蒂安妮·F(Christiane F.)的暢銷書《火車站動物園的孩子們》(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大獲成功,它還被賦予了社會政治含義。鮑伊在這本書的電影版得以露面。他在電視台的一部紀錄片裡將西柏林稱為“海洛英的世界首都”。毒品帶來無情的摧殘,吞噬人心,對未來絕望,以及“在火山口跳舞”的心情後來都在鮑伊龐克和新浪潮音樂的斷奏風格中得以體現,並且在現實中爆發,演變成 “佔屋運動”的街頭大戰。

  如此一來,滾石樂隊六十年代的專輯《街頭鬥士》(Street Fighting Men)中所唱的街頭鬥毆的人就有了繼承者。後來當這場運動升級為無組織地攻擊新建房屋時,大衛·鮑伊又搬走了。他只是在後來的訪談中將致命多莉絲樂隊(Die Tödliche Doris)、跳出雲端(Sprung aus den Wolken)和走清冷路線的女子組合瘧疾(Malaria)作為一個整體,表示讚賞。1978年,在柏林生活的末期,這位多棲明星還在大衛·海明斯(David Hemmings)執導的電影《舞男》(Schöner Gigolo, armer Gigolo)中飾演男主角,這也是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參演的最後一部電影。由此,鮑伊完成了向流行音樂階段的華麗轉身,而正是這一階段最終確立了他在金曲榜上的地位。

  大衛·鮑伊的確擁有敏銳的直覺,在柏林生活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成功將德國流行文化史上的各大傳奇串聯起來。他始終把流行音樂置於更廣闊的視野中,並通過對自身風格及個人形象的塑造,自然地將流行音樂打造成為一種藝術。他為柏林帶來了安迪·華荷(Andy Warhol)、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和紐約的氣息。可以說,是鮑伊為德國賦予了流行魅力。無論如何,是他給當時還十分弱小的原聯邦德國的創作圈子提供了決定性的推動力,他在這方面功不可沒——儘管這並不是他當初來到這座城市的原因。在他的助力下,不僅是柏林、整個德國的音樂界從此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