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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何處是故鄉
我為什麼回來?

攝影:樓定和
攝影:樓定和 | 版權:東方ICNews/ ImagineChina

作家陳希我從自己80年代出國,90年代又堅決回國的經歷和感受出發,探索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人、愛情及文學與故鄉的關系。

作者: 陳希我

本文2011年9月首次發表於《信睿》雜誌。

  前壹陣有個消息:畫家陳丹青宣布放棄中國國籍,離開中國,永不回來。後來有人辟謠,說是假消息。印象中陳丹青早就“去中國”了。但這倒符合他的風格,他當年就是這麽跟清華告別的。但是清華可以告別,中國,能逃得了幹系嗎?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以為能夠逃得了幹系,我從這個國家“勝利大逃亡”了。跟托馬斯•曼不同,1933年托馬斯•曼是背著祖國流亡的,他相信:“我在哪裏,哪裏就是德國!”不幸的是,德國不在他那裏,德國還在德國。我不是托馬斯•曼,只能“凈身出戶”。在虹橋機場候機廳,廣播裏播放著壹首歌:《外面的世界》,齊秦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前壹句確實,但“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我不明白。我只是將之當做頹廢,頹廢是美的,何況那時“少年不知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

  同時播放的還有《故鄉的雲》。在我,那有壹種感傷的美,並沒有意識到我是“去故鄉”,而非費翔的“回故鄉”,或者,我的故鄉在遠方?現在想來,當時的思維真是混噸,正合了另壹首歌:《跟著感覺走》。這首歌在當年被禁唱,但其實當年,無論是被諷刺者還是諷刺者自身,都在混噸的感覺中。現在有人說,80年代是夢壹樣的年代,夢就是混噸的。這些歌,構成了我逃離祖國的旅途記憶。

  有意思的是,我踏上日本國土,最初聽到的是長渕剛演唱的《蜻蜓》:

每次我咯噔咯噔用力踩著柏油馬路,
我的願望只是想靠我自己繼續存在。
我對花之都大東京憧景得要死,
我拎著單薄的旅行袋壹直向北向北。

  我聽不懂歌詞,不知道那裏也在罵著“東京八格牙路!”(確切翻譯應該為“操,東京!”)。在我幾乎不懂日語的情況下,我擁抱了日本,我只知道,那是中國之外,那是自由世界,那是文明,那是現代化,我已經走向了世界,我已經跟中國切割。20多年後,我在長篇小說《大勢》裏描繪了當時的情形:

我喜歡那種在東京市中心十字路口等紅燈的感覺。那麽多人,全都站住,沒有人跨過去。人群像整裝待發的軍隊。紅燈變成了綠燈,兩邊幾乎同時邁步,齊刷刷向前走。兩股人流面對面交接,匯合在了壹起。我很榮幸自己置身在這個人流裏,妳會感覺到交融,妳是這城市的壹員,妳跟那些日本人沒有區別。
我喜歡日本男人穿的風衣,我穿著風衣,還註意著腦勺上像大多數中國人那樣翹著公雞尾巴似的頭發。

  這個“我”名叫王中國。跟我壹樣,他聽不懂《蜻蜓》裏的歌詞,不知道日本有壹類族群也在往東京奔來。其實王中國原來也是在中國的邊緣地區福建的,他周圍的那些人,原來還是農民,只不過,他們還沒來得及“中心化”、“城市化”,就已經“全球化”了,以至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我的壹個熟人,精神就出了毛病。我們這些中國人,甚至會瞧不起從鄉下來東京的日本人。漸漸地才明白,我們的身價並不因為“化”到了“全球”而升值,相反是貶值了,比到城市的日本鄉巴佬還差,因為他們不過是“三等公民”,而我們,連“公民”都不是。

  但也無妨,中國人本來就是從“豬仔”起步的,只要忍耐、勤勞,最終會定居,會移民,成為跟他們壹樣的他們國家的人,甚至比他們還有錢。幾乎所有出國的中國人,都不會拒絕接受對方的國籍。人往高處走,理所當然。但我未必想得到這樣的國籍,我只想無國籍,但完全不可能。在被盤查時,我仍然要出示我所執有的護照,即使用日本國發給的《外國人登錄證明書》,上面也有國籍。我不能像“偽裝越南難民”的中國偷渡者那樣,把所有能暴露國籍的東西扔掉,讓壹葉漁船把自己漂到日本海岸,讓日本人無從遣還。

  吊詭的是,我開始懷念起我的祖國來了,懷念那些我本來嗤之以鼻的東西。壹次,在壹個公共廁所,擡頭瞧見不知誰用漢字在墻上寫的兩行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竟差點潸然淚下。多麽好的詩句,多麽好的祖國!我從來沒有這麽“愛國”,那是被踢回來的“愛國”。我甚至覺得在國內比在國外活得有尊嚴。我開始熱衷於中國民間向日本討還戰爭賠償。當時中國政府並不支持,但在我,這不重要,我是為了祖國。祖國,像夢魘壹樣在我生命中復活了。盡管我不願意,但是我不能擺脫。即使我百般逃脫,我也已經“被中國人”。

  即使完全被容納,我也仍然“被當做中國人”。就像《大勢》裏王中國的女兒,在“地球村合唱團”裏,在各色人種中,她仍然代表著中國人。“地球村”不是壹碗湯,而是壹桌菜,至少也是壹道大雜燴,那麽即使合在壹起煮,也要承認國家間的邊界遠未消失,不可能煮成糊,把“全球化”改換成“國際化”,也仍然有“國”的邊際,仍然有主次,仍然有強弱。而且這強弱是有歷史記憶的,那麽融合就不可能。甚至,融合可能就意味著“越界”,意味著侵略。《大勢》裏的王中國堅定地認為自己女兒跟日本人發生關系,就是被日本人侵犯了。我想,某種角度上,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在“全球化”時代,民族沖突更加激烈了。

  許多人不明白我為什麽要回來,回來了,又要跟現實“死磕”。我回答,因為要回來寫作。但寫作未必就要跟現實“磕”呀!我說:壹切好作家都是反動派。但其實這只是部分理由,文學不是生存的全部,文學邏輯不是生存的邏輯。那麽是為什麽要回來?因為我只能用漢語。這當然也是理由,但仍然不能讓人信服。壹些朋友見到我苦如困獸,建議我再出去。即使要寫作,用非母語寫作並非不可能,甚至並非寫不好,遠有納博科夫,近有哈金。當然,他們有語言的天賦,但妳未嘗就沒有吧?為什麽不試壹試?但是有壹點是做不到的,我不在“現場”。作家必須在“場”,托馬斯•曼沒能把德國背走,他自己的寫作反而墜入了空虛。我的“場”在中國。在國外,妳可以自由寫作,但是妳的自由寫作沒有意義;妳可以自由言說,但是妳的聽眾很可疑。

  其實,即使同是中國人,也未必不可疑。剛到日本時,我認識了壹個臺灣人,我們可以用中文交談,這對日語尚不掌握的我,倍覺欣慰。我滔滔不絕地對她說話,但是我所說的,她基本不懂。同是中國人,但我們的“場”已經隔離。其實,長渕剛的“蜻蜓”何嘗不是如此?在世界大融合時代,弱者的神經只能更加靈敏。

  得!就是妳在國外呆不下去了,妳弱,妳只能回來,妳離不開祖國母親的乳頭!說對了。某種意義上說,我還比許多逃出去的人更離不開這個母親。我回來了,他們可以不回來;我回來“磕”得頭破血流,他們可以在海外不痛不癢地歌頌中國,從而撈取中國“富裕”後溢出的油水。

  當年我“勝利大逃亡”,在大家眼裏,是“鯉魚跳龍門”了。當時我已有女友,大家預測,我會把她甩了。但是沒有甩,我把她接出來了。女孩子到國外,更是“鯉魚跳龍門”,大家又預測,她會把我甩了。結果也沒有。最後我們雙雙回來了,雙方家人都多少有點失落。有人誇是愛情,愛不愛尚且不論,但孤獨是壹個絕對的原因。回到中國,我們壹度不能用中文流利表達,我們是能夠交流的兩個人;同樣,在國外,我們也擁有共同的交流語言,那是屬於我們的,中國式的日語。

  如果說愛情這勞什子,中國人的愛情,不也是中國式的嗎?

  其實,在國外時,曾經有個日籍女孩出現在我的面前。誰都知道,如果我們結婚了,我的簽證會意味著怎樣的改變。我周圍的同胞都羨慕得不得了,這裏還有個原因,她是混血。這又符合中國人的另壹個美麗願景:中國人其實是骨子裏瞧不上日本人的,崇的是“洋”,100多年來美女標準幾乎都是西式的。所謂“現代化”,就是“西化”。日本只是“東洋”。但中國人實際上又是吃不消“洋”,所以就生出了特殊的審美取向:混血最美,因為其東西合璧。 但我已有女友,當然對流亡族類,忠貞從來不是第壹要義。也許還有重要的原因:她不會中國話。當然我可以講日語,但是只能滿足日常交流。我曾經問過壹個嫁給美國人的朋友,他們是怎樣交流的?她回答:過日子需要交流嗎?我問了個愚蠢問題了。穿衣、吃飯、睡覺、做愛、逛街,未必需要語言。但是兩個人在壹起,應該還有情感的表達,更有思想的交流。至少這對我很重要。我告訴她,我恰恰是要回中國去,很無奈!作為“被中國人”,也只有在“被”中,才有了作為“人”的依托。

  曾經看到壹個調查,許多中外跨國婚姻,都無法顧及到思想的交流,能交流情感就不錯了。當然這並不影響表面的光鮮。假如不苛求,也確實是光鮮的。我將要脫稿的長篇小說裏的女主人公陳千紅,就這麽光鮮地壹路走向世界的,盡管她是“睡”向了世界,全世界有無數張她的床。這似乎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圖景—以卑賤的代價取得“成功”。陳千紅跟王中國不同,她沒讀太多的書,於是不像王中國那樣糾結。她永遠在本能中,在直覺中,“跟著感覺走”。她的硬道理就是發展,在她看來,“成功”就是“成功”,管是怎樣的“成功”,渾然沒有區別。

  其實,日本當年的“成功”,也是沒讀什麽書的“南洋姐”“渾睡”出來的。這讓日本得以“化”到了國際大家庭裏,並且最終成了強者。

  這麽說來,是該死的知識阻礙了我的“全球化”了?因為知識厘定界限。

  陳希我,福州人,生於1963年,自由作家,1989年至1994年在日本留學,2007年 陳希我 陳希我 | 版權:陳希我 獲福建師大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學位。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放逐,放逐》、《抓癢》,小說集《我們的茍且》、《冒犯書》等。陳希我曾於2003年、2004年及2010年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2006年因中篇小說《上邪》獲得《人民文學》雜誌社頒發“人民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