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焦點:欲望
陶東風訪談: 消費文化與對慾望的操縱

陶東風
陶東風 | 攝影:Ralph Obermauer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陶東風接受中德文化網採訪,談政治如何通過對媒體以及消費文化的控制,進而實現對於人們慾望的影響。

作者: 拉爾夫•奧貝毛厄爾(Ralph Obermauer)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陶東風接受中德文化網採訪,談政治如何通過對媒體以及消費文化的控制,進而實現對於人們慾望的影響。

問:現在談到人的慾望,很快就會想到消費社會這個主題以及對商品經濟、媒體、廣告和流行文化的觀察。對人的慾望的操縱似乎達到了從未有過的程度,對慾望的操縱,尋求慾望的渠道、刺激慾望的產生和使用慾望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您認為在中國新近出現的消費文化中也有這樣的現象嗎?

答:對於人的自然的、生物性的“需求”和文化塑造的“慾望”,我們必須做一個區分。需求是自然的,是維持人作為生物存在所必需的;但慾望並不是一個自然的東西,而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社會習俗等塑造的結果,而在當今社會,它更是受到媒體和流行文化的強烈操控。當然,我們不能將慾望與自然需求完全割裂開來,因為它們之間仍有關聯,不過文化,特別是消費文化的塑造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消費文化興起之前,人的基本需求和慾望的差距並不大,這種物質需求是非常基本的,是生存的必需品,很容易得到滿足。比如,六、七十年代時的中國,家裏有自行車、縫紉機就顯得很不一般,罕見。但是現在人們的慾望則指向了奢侈品,比如別墅和寶馬汽車。當然這也是文化變化的一個結果。

問:與需求不同,慾望從根本上經過了文化的塑造,甚至可以說是在本質上被操縱了。我們在批判這種操縱時要遵循哪些原則?在批判理論中曾提出過真實需求和虛假需求的問題,現在談到這種劃分時人們會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

答:對於真實需求和虛假需求的劃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下提出的。在西方國家,很長時間以來就有學者爭論真實需求和虛假需求的劃分標準是否能夠成立。可是要分析中國的情況,光有這些理論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中國的國情完全不同。如果觀察中國消費社會的種種現象,不應該僅局限於分析媒體和廣告等現象,而必須要考慮到政治背景,例如政治體制對於媒體工業的控制。西方國家的消費不是建立在強制的基礎之上,對於文化產業的操縱基本發生在一個民主和市場的體制之內。大眾也有權選擇消費文化之外的其它興趣愛好。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沒有言論自由和公開發表政治見解的渠道,他們對消費文化的興趣更帶有被動和被操控、被引導的性質。從網絡上大量網民的政治熱情可以看到,很多中國人對於物質消費未必有很大的興趣。大眾對政治和公共事物也很感興趣,但問題在於沒有辦法參與。與法蘭克福學派分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政治冷漠、沈浸在消費中表面上類似,但是深層原因是不一樣的。這是中國基本的國情。

問:可是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很多的相似性。例如在催生和加劇慾望及熱情的技術手段上,在文化產業的相關領域,廣告、肥皂劇、電視節目、明星文化、市場營銷等方面。當然體制上有差異,但是在西方社會,民主的煩惱和政治冷漠十分明顯。人們也談到了後民主時代的狀況。可是在去政治化的、商業化的和媒體主宰的社會方面,雙方還是顯示出巨大的相似性,不是嗎?

答:並不否認這種相似性。很多人也對這種相似性進行了分析,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強調他們之間的區別。中國仍然處在一個後毛澤東時代。源自西方的消費文化遇到的是一個後極權(後期極權而不是極權之後)時代的政治體制。如果能夠關註到消費文化所處的環境,就會明確認識到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區別。例如中國的文化市場受到政府管制的程度顯然比西方國家嚴重,所有的演出和出版行業,受管制的程度是西方無法相比的。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在運作。

問:如果我們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對慾望進行文化塑造的哪種方式值得我們去批判,也就是說,就消費文化如何發揮負面效應來說,政治背景是關鍵性的。如果有表達的自由、文化和消費市場的自由和媒體的獨立,這種自上而下發生的、對慾望的專制操縱就會受到阻礙。人們就會有更好的機會,可以獲得對於願望的自治權。

答:是的。消費文化在極權社會、後極權社會和非極權社會中具有很不相同的功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人的慾望都受到嚴格的控制,連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滿足。那時倡導的是一種禁慾的生活理想。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張揚慾望就成了一種挑釁極權的表達方式,一種叛逆和政治抵抗。當所有人都穿一樣的衣服,唱一樣的歌,跳一樣的舞,這個時候如果有人穿著漂亮的衣服或唱著鄧麗君的流行歌曲,實際上是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王小波的著名小說《黃金時代》裏面的主人公通過與女主人公不停地做愛來對抗“毛時代”倡導的禁慾式生活方式。

      在現在的後極權時代,政府不再控制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對於物質消費,比如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都不再控制。當然他們的底線也很明確:保持現有的政治體制。對媒體的控制一如既往,也是為了保持一黨執政的體制和舊有的意識形態。在這種目標設置下,政府鼓勵消費主義和富裕生活,讓老百姓物質上得到滿足,從而獲得政治上的穩定。在非極權社會,對於政治自由、選舉權、集會和結社自由的訴求已經不再是問題。它早就實現了,成了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再去抗爭了。政府也沒有必要再像中國一樣對人的慾望去進行操控——不是消滅它,而是讓它非政治化。另外,我認為我們對於西方消費文化的批評有些過頭。在很多歐洲國家和美國,除了紐約、拉斯維加斯等城市之外,很少看到過熱的消費文化。人們過著一種簡樸的生活,也十分看重自己的家庭和傳統。我們不能只是盯著拉斯維加斯或者紐約來認識美國或西方。

問:在中國對於消費主義的批評似乎十分普遍,特別是在本國對於奢侈品消費的批評。根植於儒家、道家或者佛教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在其中起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嗎? 

答:中國確實有這樣的批判,可是總的來說,這種批判的聲音在學術界比較普遍,對大眾文化、大眾的日常生活的影響還是很微弱。原因之一是大多數的批評文章在重復西方已有的批判理論,很少深入分析中國本土的特殊語境。所以這種批判顯得大而無當,很抽象。這些批判對於大眾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麽影響。

儒家的確不強調消費,更不要說奢侈消費;道家、墨家則完全反對。但是我很懷疑這種精英的文化傳統到底多大程度上支配了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國有另外一個傳統:炫富,喜歡相互攀比,愛面子。魏晉南北朝時有一個宰相叫石崇,當著客人的面砸碎了十分珍貴的珊瑚,為的就是炫耀自己有錢。在江南和很多農村地區,這種表現還是非常普遍的。這種傳統其實很容易和現代的消費文化對接。現代人也愛炫富,炫耀自己穿的是名牌衣服,開的汽車是寶馬或者平治。要是誰開了一輛桑塔納,就覺得沒有面子。從今天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的泛濫來看,我覺得中國文化中缺乏抵制消費主義的力量(比如西方的新教或者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文化)。而且,儒教和道教即使在古代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中國人對奢侈品的強烈渴望。將奢侈品與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聯繫起來比很多西方國家還要嚴重。

問:關於商品的消費其實也是在針對其他人,對於商品的慾望其實就是一種對於得到他人的認可的慾望、一種對於被他人所追求、羨慕的慾望。在西方,購買標誌著社會地位和聲望的商品早就是大家習以為常的一種現象了。可是很多西方的觀察家看到中國現在的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在這種產品的消費方面是毫無節制的。 

答: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中國的所謂“中產”與其說是一個階級,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方式或生活情調,青睞這種生活方式或生活情調的,基本上是年輕的一代人,我們把他們稱為“80後”一代。所以,在對“中產階級”進行定義的時候,我們考慮的不僅僅是收入和職業,而更多的是文化因素。經濟收入上達到這個標準的人不一定會有這種“小資”情調。這個新的中產階級中很多人都通過消費來展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認同。同時,這一代人有很強的去政治化的特徵。他們不了解中國的當代歷史,反右、大躍進、文革,他們都不知道。這種情況和德國不大一樣吧?德國在學校和家庭教育中十分重視對歷史的反思,人們在二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對法西斯主義進行反思,年輕人也都在思索這個問題。中國的年輕人被體制性地剝奪了集體記憶。在博物館或教科書裏幾乎沒有關於“反右”“大饑荒”“文革”時代的展覽或文字。中小學教育體系內更是絕口不提。這也加強了這代人去政治化的趨勢。另外,這一代人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很多人被寵壞了,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責任感,缺乏對他人的關心,對社團和社會活動不感興趣。而在職業上他們又往往依附於這種集權政治體制,在政府領導部門或者國企工作。談到中國的中產階級和他們的消費行為時,必須要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

非常感謝您接受中德文化網的採訪!

  陶東風,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中心兼職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並任《文化研究》叢刊主編,專著包括《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等,在關於中國當代消費文化方面也曾發表過多篇頗具影響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