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焦點:文化記憶
王剛:“我不想以殘忍來吸引人”

王剛
王剛 | 版權:王剛

歷時8年,王剛想寫一本與他的父輩作家不壹樣的作品對文革進行反思。

作者: Samatha Kierath

  作家王剛出生於新疆,文革期間,他在那裏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時光。2004年,王剛歷時8年時間完成的《英格力士》一書出版。書中他以一個對英語情有獨鍾的少年的視角記錄文革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用王剛自己的話說,他想寫一本與父輩作家不同的反思文革的書。除了寫作,王剛還從事電影編劇工作,《甲方乙方》、《天下無賊》都是他的作品。他本人還有十幾年的從商經歷,他的最新文學作品是2009年出版的描寫中國地產商的《福布斯咒語》。現在,他正在寫這本書的下半部。2009年10月,王剛接受澳洲記者Samantha Kierath的採訪談《英格力士》和他自己的文革記憶。《英格力士》的英文版2009年出版,現正在被翻譯成德語。

  008年,《英格力士》入選中國最重要的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入選的理由是:

  “天山腳下的烏魯木齊,少男少女們遇上了像殉教士一樣的英語老師,他的仁慈及優雅感染了那個叫劉愛的十幾歲的男孩兒,使他對英格力士(English)情有獨鍾……他們共同經歷了曲折而令人心酸的人生。《英格力士》展示了特殊時代隱藏在單一外表下的情愛真相、複雜心靈和動人故事。在少年敏銳、躁動而又無所顧忌的目光中,歷史與人生的長卷慢慢鋪開。王剛的這部小說集深厚的藝術性和生動故事性與一身,即好讀、又耐讀。”

問:《英格力士》這本書的故事從何而來?是您蓄積醞釀了很久的東西嗎?

王剛:這本書裏的很多東西都很真實,因為我當年的英語老師就叫王亞軍,英文版應該管王亞軍叫“Second Prize (Wang)”。他是很真實的。

  實際上我從1996年就開始寫這部書,但好像一直缺少一種力量促使我把它寫得更快一些。1999年的一天,我回到我的故鄉烏魯木齊,在大街上碰到我一個中學同學,他對我說,你知不知道王老師死了。我當時很受震動,我覺得好像應該把這本書盡快寫完。那是一個冬天,我回到了當年的校園裏。烏魯木齊冬天的雪很乾凈,特別是在我的那個校園裏,那裏有很多老樹,當陽光燦爛的時候,樓頂上的雪有時會化,會有很多冰柱結在屋檐上,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憶。1999年,我已經快39歲了。我走在校園裏,特別希望能見到我當年的老師,在我的想象中,他們還像當年那樣年輕。可是我發現,走在校園裏,我自己都像個老人了,因為朝我走來的每個老師都比我年輕。當時,過去的畫面和故事像雪花一樣朝我紛湧而來。

  當然,我們要寫一部書,靠的不能僅僅是回憶,還要有自己的思考。比如說,關於中國人彼此互相殘殺的文化大革命。我之所以說中國人是彼此互相殘殺,而不是說壞人殺好人,是我表達了我對這樣一場災難的一種與過去的老作家不同的看法。

問:您能詳細解釋一下您與以前作家的不同之處嗎?

王剛:以前的作家普遍認為,文化革命只是一場壞人整好人的運動。壞人很壞,好人很好。好人在受難,壞人在整人。但是我感覺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很難分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發現很多回憶文革的老人自己是受難者,他們說了很多別人傷害他們的事情,但是從另外的角度我發現,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做了很多傷害別人的事情,他們光說自己的委屈,而從來不懺悔。就好像在這場運動中,僅僅是別人傷害了他們,他們只是一個受難者,比如說巴金、老舍、曹禺、丁玲。

      他們在文革中一方面是受難者,同時他們的內心一點也不乾凈。在以後他們所寫的回憶錄和文章裏,他們自己的反思和懺悔非常有限。他們每個人都是罪犯,可是他們自己卻不承認,我覺得這一點我們跟德國人的差別很大。因此我試圖寫一本與我的父輩作家完全不同的書。

問:這部作品寫的是發生在另外一個時代的事,那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時代,從感情上說,您寫這部作品是否有難度?

王剛:其實我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困難是,當我回憶起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非常殘忍殘酷的事情會湧到腦子裏。比如說,我們的一個女中學老師被當時中學裏的孩子打死,扔在我們家樓下廁所旁邊的垃圾堆裏,他們不讓她丈夫去收她的屍體。十幾天的時間,屍體就在那兒發臭了。比如說,我天天看見在我家樓下,那些上了高中的孩子,也就是十幾歲的少男少女,用大棒子把抓來的另外學校的孩子腦袋打爛,直到腦漿打出來。比如說,我看見我所在的那個大院的大人把瀝青在一個大鍋裏邊燒的滾開,然後把他們抓來的人扔到那個鍋裏。這種事情我每天都會看到。但是我在寫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我決定不寫這些事,因為我不想給人造成一種要以殘忍來吸引人的印象。事實上,我的父輩作家們寫這樣的殘忍已經寫得很多了,無論是他們親眼看見的,還是他們編造的。而我發現,那些充分地展示了殘忍的作品並沒有深深打動我。因為僅僅是殘忍,也不能說明它是真實的。我之所以想跟他們不一樣的原因就是,他們只有殘忍,而沒有別的。由於罪惡都是別人的,所以殘忍也就變得毫無力量。可是我不寫殘忍,又寫什麽呢?這是我當時所面臨的一個很困難的地方。好在,在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裏,我已經解決了這個難題。

問:這本書在您家鄉有什麽反響?

王剛:有一位醫生在新疆最大的醫院工作,他也是40多歲,當他的父親向他推薦這本書的時候,他一開始並沒有認真去看。可是有一天晚上,他一夜未睡,把這本書看完了。然後他買了28本,分別送給他的朋友。在新疆看這本書的人非常非常多。在我的母校八一中學,很多很多人都在傳閱這本書。這本書裏邊一個很著名的建築叫“山字樓”被拆了,學校領導因為看了這本書,專門在被拆了的“山字樓”後立了一塊石碑,上寫“山字樓”,以示紀念。

問:他們沒有把它與您的這部作品聯繫起來,或者把這座樓的設計者、您的父親的名字寫上去嗎?

王剛:他們僅僅是因為看了這本書後,意識到不應該拆這個樓,覺得拆了太可惜,於是他們與我一塊兒懺悔。我寫了一本書,他們立了一塊碑。

問:您能講講什麽東西或什麽人對您的文學經歷影響最大嗎?

王剛:中國有個作家叫劉心武,他寫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發表在1977年的《人民文學》上,叫《我的班主任》。當時,我的中學班主任把《我的班主任》推薦給我看。我當時看了這篇小說很受震動。以後他的很多小說我都看過,對我有啟蒙作用。我的很多中國同行總是把自己的好老師說成是外國人,我不這樣認為,我覺得我的好老師還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