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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弧裡的譯者——對翻譯工作的幾點思考

顧彬
顧彬 | 顧彬(Wolfgang Kubin),攝影:Mona Sun

顧彬(Wolfgang Kubin)曾經因為批評中國當代文學而引起軒然大波。但同時,他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者。在此他深入探討了自己對翻譯工作的一些看法。
 

      本文原為顧彬教授于2009年4月在美國達拉斯出席翻譯會議時的講話,中文譯自有略有刪減的德文版。

      今天我想談談我對文本翻譯的一些看法,並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以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為主的翻譯經驗。在我最開始從事翻譯工作的時候,儘管翻譯的作品很多,但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翻譯者看待。有兩個理由可以解釋我這種不同尋常的態度。

      首先,我很厭惡翻譯某些人的作品,這些人並不知道我對文本做了多少投入,而這些文本在我看來有時非常成問題。我自己也寫詩、短篇小說和隨筆,所以經常會在 翻譯中嘗試改進那些我認為不夠好的作品。這並不是因為我同情那些作家,而是我擔心被人指責為不好的譯者。寫得不好的文學作品被翻譯成粗劣的德語,作品品質 差的責任卻不會歸咎到原作者的身上。

      其次,翻譯工作很少被承認為是一項獨立的職業。對於成功的翻譯來說,至少要具備以下兩個前提:譯者必須出色地掌握自己的母語,並且對語言、文學和歷史等領 域有深入的認識。比如,想翻譯北島(生於1949年)的詩,不瞭解他詩歌中的西班牙背景是不可能的。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楊煉(生於1955年):沒有理清 他作品中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翻譯出來的只能是寫成外語的天書,無人能解。

      在我將自己真正看作一個充滿熱情的翻譯者之前,我一定要被他人認可我是一個翻譯者,這裡我說的他人主要是指把翻譯視為文化交流重要手段的德國作家和翻譯 家。但我為何渴望受到這些不懂中文的人的承認呢?我是個充滿疑慮的人。從事語言工作的人都知道,語言本身沒有終點。一切都可以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言說, 但如何說才是正確的?我翻譯出版了兩卷楊煉的詩集後,最近又準備翻譯第三個集子。蘇爾坎普(Suhrkamp)出版社請我編譯一個選集,既含納楊煉以前寫 的詩,也有新作品。我把他所有以前的詩又都重新翻譯了一遍。原因何在?當我重讀自己曾經引以為豪的譯作時,我越來越對自己——並且也對楊煉——感到不滿 意。我既不理解自己,也不理解他。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譯者?頗受德國知識份子和作家讚揚的楊煉真的是這樣一位出色的詩人嗎?基於這種疑惑,我有時會需要 他人給我認可,就好像他們可以注意到我內心的這種不安和躁動似的。

一、經常發生的誤解

      一些頗具聲名的譯者也會誤解自己的工作。安東•契訶夫(Anton Tschechow,1860-1904)作品的德語譯者彼特•烏爾班(Peter Urban)曾說,他的翻譯中沒有一行話是自己的。這是為什麼?是契訶夫寫出了完美無暇的德語,還是死後的他變成了代筆者,為自己作品的翻譯憑添助力?都 不是,德文譯本的每個詞當然都是譯者而非作家努力的結果。烏爾班的翻譯必然也是闡釋,即使他自己不這麼看。不帶闡釋的翻譯根本不可能。

      極富盛名和影響力的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強調,要“忠於原文”地翻譯中國作品。他完全照搬中文的句子結構和標點斷句了嗎?當然沒有!這麼做會破壞他流暢的行文風格。或者他是 在廣義上做到了“忠於原文”?翻譯文本中的每一個詞,再把所有句子完整地用他出色的英語表達出來?也不是這樣。他並不篤信老一套的逐詞翻譯文本的觀念。我 們兩人追求的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富有表現力的翻譯,就像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很久以呼籲的那樣:“創新”才是我們的信條。因此可以說葛浩文再創了中國作家和他們的優秀作品,儘管他不願意在公開場合承認這一點。

      在《China Daily》2008年3月12日對葛浩文進行的一次電子郵件採訪中,他說了一句有點難以理解卻洩露玄機的話:“說到出版商的編輯工作,我很難想像有哪個作家願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在翻譯中被刪減。”

      這句話有何涵義?我們來看看他2007年翻譯出版的姜戎(生於1946年)的小說《狼圖騰》。英文版中,讀者不會注意到那篇冗長的、在德國人看來帶有法西 斯語調的後記被刪掉,也不會留意那些對漢民族性格繁縟的描述。博文廣識兼具民主意識的讀者不會歡迎這一冗長的思想論調。是不是美國的編輯在未徵求譯者意見 的情況下,刪掉了葛浩文全文譯文的某些部分,就像德國編輯以相似的方式刪掉德文版的很大一部分那樣呢?對此我表示懷疑。

      葛浩文不需要編輯告訴他,小說翻譯中什麼是重要的,什麼可以促成這部譯文在世界市場上獲得成功。也許他只用了頭腦中的幾把“剪刀”就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即民主、文學和美國倫理觀。

      葛浩文摒棄了逐詞翻譯的方式,以段落為單元進行總括式的翻譯。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會想,若不是按字數付稿費的話(中國的行業規則是寫的越多,報酬越多), 或不是為了品味不那麼高雅的中國圖書市場就急寫出來的話,這部中文品會成為什麼樣子。從這個層面上看,葛浩文既是譯者,也是作家的編輯,可以說是一個“聯 合創作者”。他說的“忠於原文”是一種對文本內部觀點的忠誠姿態。他通過翻譯傳達的不是中國作家的想法,而是他自己對這些想法的再造,這種再造既有其長 處,也有不足。

      莫言(生於1956年)是一位快速寫作者,他僅用43天就寫出了作品《生死疲勞》(英譯《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這部作品的德文版(德譯《Der Überdruss》)共計960頁。一個好的德國作家創作這種長度的小說至少需要3年,好有充裕的時間去避免很多中國當代文學中典型的形式缺陷:如錯誤 的時間資訊、混亂的人物編排、不合邏輯的情節發展等等。面對這些缺陷,每個譯者必須找出解決的辦法,否則就會被出版商或者讀者認為不具備翻譯這部作品的能 力。譯者要比作者本人更瞭解手中的這部作品。

      那麼英文版的《狼圖騰》是否可以算作原版作品的翻譯?不能。這個英文版為了適應西方讀者群做了一些積極的改動。這部小說本身是對傑克•倫敦(Jack London, 1876-1916)作品的粗劣模仿,姜戎(原名呂嘉民)曾在文革期間保存了一些傑克•倫敦的書,使其免遭燒毀。薑戎的意識形態映射了像《白芳》 (White Fang)等小說中透露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這種意識形態在一個強調合作而非強者生存的全球化世界中顯得無比陳舊。

二、譯作的發行

      《狼圖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來探討譯者、作家、和出版商各自的角色和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作為譯者我們並不依賴于作家,而是他們反過來依賴於我 們。作家無法通過出版作品破壞我們的名聲,而我們卻可以通過欠缺的語言駕馭能力和對翻譯理論的無知——而非通過錯誤的翻譯,儘管這一點無法完全避免——在 公眾層面對他們造成破壞。著名的中國戲劇翻譯家和專家白芝教授(Cyril Birch)曾說過,翻譯不是“刺激和折磨”。翻譯是一種目標嚴肅、有意為之的冒險。葛浩文的目標是一種對讀者產生影響的文學,他也借此談到了翻譯者追求 的那種滿足。我們再來看一段引自《China Daily》的話:

      “當我意識到自己忠誠地為兩位“顧客”服務後,這種滿感驅使我繼續將中國的小說翻譯成可讀性強、平易近人、甚至適應市場需要的英文書籍。”

      在《China Daily》的這段採訪中,他甚至更將翻譯過程—儘管這一過程始終處在創造性和準確性的矛盾之中——詮釋為一種生命本身的需要:

      “有時候見到一部非常吸引人的作品,內心就會被強烈的、把它譯成英文的渴望佔據:也就是說,翻譯是我生命的需要。”

      我們現在明白為什麼葛浩文的翻譯如此成功。在此期間,他的翻譯已經變成想瞭解中國當代文學的德國編輯的尺規。當出版商決定將某部中國作品譯成德語的時候, 他們有時甚至不把翻譯任務交給一個德國漢學家,而是找到英語專家,讓他們把作品的英文版譯成易懂的德文版。這造成了兩個後果:

      2009年初開始,《狼圖騰》被出版社在德國報刊上被冠以“全球暢銷書”的名頭進行宣傳。儘管這本小說剛剛才在德國出版,但我們已經可以見到它的有聲讀 物!在封面內側和書中前言裡都說,這是一本“有史以來被最多人閱讀”的小說。德國擁有悠久的圖書批評史,像這種高調評價的小說一般情況下都是由著名的德國 作家或者知識份子推薦的。而《狼圖騰》的評價卻來自於三位賣書的售貨員。她們都是女性,因為德國主要的閱讀群體是女性,她們也樂於知道其他女性的想法。

      1979年以後的中國文學中有沒有另外一部作品在德國被如此宣傳過?從沒有過,甚至我編譯的《魯迅文集(六卷本)》也沒受到過如此高調的稱頌,而《狼圖騰》中狼和羊的主題以及中國國民性的問題都是從魯迅(1881-1936)那裡借用過來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翻譯和出版的問題,以及它們的共同點。在德國,出版商譯者和書籍插圖畫家是密不可分的。德國70%的出版物是翻譯作品。德國人喜歡讀故事, 而德國作家卻很少再寫故事。作家們只創作品味高雅的文學,作品只繞著一個人物、一個細節或者一個時段展開。要是還有哪位德國作家在寫“敘事性小說”,他的 書就會被貶損為“大部頭”。典型的德國讀者喜歡在旅途中讀又厚又沉、缺少價值的長篇大作,以作消遣,也省去再帶另一本書的麻煩。

      出版《狼圖騰》的Goldmann出版社專門出版這種“大部頭”作品,所以德語版的《狼圖騰》也是體積龐大、重量驚人。書中的印刷字體大到讓你不用眼鏡就 能讀下去。對普通讀者來說,封面上那雙狼眼有什麼涵義?它無非是在傳達某種信號:我們這本書是消遣讀物、它不是陽春白雪,但引人入勝,特別是令人熟悉。那 有多熟悉呢?德文版的書名讓人想起過去美好的閱讀體驗。我們這一代人是看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長大的,70年代的那部改編自他的小說的電視劇曾讓我們興奮不 已。因此他們給這本書起了這個名字,聽起來挺像傑克•倫敦的小說。

      現在在中國有種現象很普遍,就是把相同的故事稍作修改,重複講述。看樣子這種東西在世界範圍內都很有市場。有人告訴我,在中國,相繼有42個人模仿薑戎,紛紛出版了自己撰寫的《狼圖騰》。

      這種行為被人們稱作“山寨文化”,用以描述假冒或模仿他人產品的現象。

      由此看來,葛浩文在此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他通過對《狼圖騰》出色的翻譯使它成為一本暢銷書。可以說是他一手造就了這本全球暢銷書:他讓讀者看到,如果書 的原作者能用更為沉穩的風格、更加深入的思考寫作品,少把問題簡單化、少做道德文章的話,他本可以實現的創作水準是怎麼樣的。當然國際暢銷書不一定就是好 的文學。

三、語言是藝術還是破壞手段

      譯者依賴于編輯和出版商。這不完全是薪酬的緣故,而更多與出版有關。葛浩文憑藉他大量的中國當代文學翻譯作品為德國譯者設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準。在德國就有 “葛浩文現象”之說:無論這位元美國教授翻譯了什麼作品,它們不久後都會在德國翻譯出版。作品要麼是從英文譯過來的,翻譯過程被“由某某翻譯成德語”這樣的 標籤所掩蓋,或者被德國出版商當作德文版校對的參照利用。雖然《狼圖騰》的德文譯者很出色,並且具有豐富的翻譯經驗,但他們的工作成果還是被自動刪減了, 因為美國版的譯本無意中已經成了德譯本的基礎。或者編輯們會在詩中添加原文沒有的標點符號,比如2005年出版的翟永明(生於1955年) 詩歌德譯本就出現過這種情況,而根本沒人向作為詩集譯者的我徵求意見。

      要是譯者在翻譯伊始就明確拒絕讓編輯進行刪減呢?這種情況下合作也許很難實現。在中國也同樣如此。當我的專著《中國古典文學史》譯成中文、馬上要出版的時 候,北京的譯者和上海的編輯卻因為文字風格的一些細節問題鬧翻。譯者決不允許編輯刪改他的譯作,而編輯也不允許翻譯中出現“讓人無法理解的文字”。最終這 本書沒有出版。

      德國的中國文學譯者通常情況下都是學漢學出身,沒有專門研習過翻譯,他們之中很少有人對德語這門豐富而複雜的語言有全面的瞭解和認識。說錯、寫錯的德語隨處可見,甚至連教授犯這樣的錯誤都可以被容忍。但是錯誤或者不準確的翻譯會危及到作品本身,尤其是詩歌。

      中國的小說作家在美國很成功,在德國卻不是。莫言在德國從沒像在美國那樣受人矚目,我想不起哪個德國作家讀過他的作品。像他這樣的作家,作品幾乎很難在重 要的德國報紙上被評論,儘管這些報紙每天都會發表外國文學作品的書評。這些報紙的讀者都是對文學要求不高的普通人。為什麼會這樣?只能說,當代中國作家的 文體風格無法令人滿意,我們只能看到平淡的故事情節再加上老套、品味平庸的敘述。我覺得造成這種弱點的原因在於中國作家不會外語,無法讀到經典著作的原 文。翻譯在中國不被尊重,中國作家也很少把翻譯看成他們必然要接受的任務。在德國卻不是這樣。我不知道現在的德國文學是否出色,但我想提醒大家,人們把翻 譯的偉大時代也看作文學的偉大時代。從德國人的視角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困境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那個時代與1949年以前全然不同,沒有 好的翻譯,創作沉陷於意識形態的窠臼,拙劣的譯作比比皆是。當然也有例外。

      那麼有沒有一部好的中國作品或者文學類型可以在德國的文學圈內發揮強有力的影響?中國當代詩歌令人驚奇地扮演了這一角色,受到人們關注。幾乎每個1979 年以後的中國詩人都在德國出版過一兩本詩集,然後受邀來德國訪問,得到廣大讀者的擁戴。看起來,中國的小說家在美國很吃香,而中國詩人卻在德國得到關注。 為什麼?難道詩人真的比小說家要好?或者德國的詩歌譯者不僅在純文學領域內好於他們的德國同行,而且好於他們的美國詩歌界同行?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德國有很好的中國小說譯者,比如高立希(Ulrich Kautz)、馬海默(Marc Hermann)、卡辛•哈塞爾布拉特(Karin Hasselblatt)等人,不過他們還是依賴於美國的圖書市場,因為德國的出版商都是從美國而非中國那裡得到版權!所以出版社不會去問德文譯者應該翻 什麼,不應該翻什麼——從美國來的推薦才是出版商奉行的準則。這在詩歌翻譯中是個例外,因為詩歌沒有一個清晰的市場來支持。譯者需要自己去發掘詩人,找出 版社,並且經常會和他想介紹到德國的詩人建立較緊密的關係。“文學之家”這種傳統機構在德國隨處可見,因此,中國詩人經常會和他的譯者一起,通過這些機構 走遍所有德語國家,賣他們的新書。

      中國詩人需要翻譯,需要比小說家更多的翻譯,因為後者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找到大量的讀者。過去德國出版社的版權費用和文學中心的報酬支持了許多中國詩人。 詩人楊煉和多多的作品當然也被翻成了英語。雖然他們在英語國家生活了20多年,他們最多只能說非常蹩腳的英文。他們無法和自己的英文譯者一起工作或者對翻 譯進行檢驗校對。他們能做的只是相信他們的譯者能把工作做好。這就是我說的依賴性。在德國他們則幸運得多,他們有好的譯者,也因此分別作為世界上最好詩人 之一得到承認。德國的《金特勒文學百科全書》第三版在顯著的位置上收錄了兩人的詞條。

      我不知道楊煉和多多在英美國家中是否也有相似的地位。這也許和其英文譯本有關,而這些譯本大多數都很糟糕。我在這裡沒有譴責誰的意思。當文本非常複雜、以 至於你無法辨明作者意圖的時候,翻譯中就會出現錯誤。有些英文譯者並沒有真正具備駕馭自己語言的能力,他們也看不到一首詩中各個部分之間的聯繫。特別是翻 譯楊煉詩歌的時候,一些譯者會把詩中最微小的部分強分開來。這無論在詩學上還是語義學上都毫無意義。楊煉說過,他的詩在另一種語言中一定是另一種自成一體 的詩,並且應該成為異國歷史的一部分——而這些英語翻譯顯然沒有達到詩人的這種期望。

      楊煉要求的是不是太高了?我寧願說是,而不想對譯文進行過分批評。譯者很難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個樂隊中的獨奏家,以我為主地闡釋演奏的曲目。但我仍 然要有自己的一套語言和象徵手法,有時候這套東西甚至無法在德語中找到對應。所以我時而被迫自造一些翻譯語言,聽起來沒有德語的味道,有時甚至生硬造作。

      楊煉的看法其實並不罕見。澳大利亞詩人穆雷(Les Murray,生於1938年)比他還要特別。穆雷的德語譯者要克服很多困難,才不至於讓他的德文翻譯有時候讀起來像一派胡言。 獨坐于書房,埋頭於字典中,懷揣著對自己能力的自信——這種傳統的翻譯方式遇到晦暗不清、排斥而非吸納讀者的文本時是行不通的。譯者需要詩人的説明。但是 詩人是不是願意把話講明白呢?不總是這樣,而即使是,也不是在每個方面都可以。可是出版商和讀者很少會想到這些。在他們看來——有時中國的一些詩人也會持 同樣看法——譯者就是一架機器,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創造出盡可能好的產品。原作者才最重要。我不知多少次在文本末尾的小括弧或者那幾個小字中才能再次找到自 己的名字,而那些文本可都是從我的筆尖流淌出來的啊!對於譯者來說,有沒有一條出路可以改變這種狀況?也只有在他功成名就、時日不多的晚年才可能吧。 德國有很優秀的翻譯家,他們已經七、八十歲,他們的成就甚至可以和最偉大的作家們匹敵,得到很多獎項和承認。但這也只是適用於流行語種的譯者。德國永遠不 會把獎項頒給像史華慈(Rainer Schwarz, 譯著《紅樓夢》)、德博(Günther Debon,唐詩譯者)這樣出色的翻譯家。我們可以為此惋惜,但莫不如翹首期盼有一天幸運女神能眷顧葛浩文教授,使美國的翻譯史翻開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