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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憶
崔永元們的口述史能走多遠?

2010年,四川重慶,崔永元攜《我的抗戰》重慶宣傳
2010年,四川重慶,崔永元攜《我的抗戰》重慶宣傳 | 版權:重慶晚報-東方IC

崔永元與中國傳媒大學宣佈在口述歷史方面進行合作似乎再次掀起了國內相關研究的熱潮,然而口述歷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究竟面臨著怎樣的困難和限制?

作者: 燕舞

  2012年2月,中國傳媒大學與該校“傑出校友”、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簽署協定,宣佈合作建立“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與口述歷史博物館”, “家底”是“300萬分鐘以上的口述歷史資料、500萬張歷史圖片以及約30萬件珍貴歷史實物”。

  崔永元及其團隊的口述史實踐無疑是目前中國大陸受關注和期待最多的口述史研究專案之一。這與崔本人國家電視台主持人的光環、此前主持《實話實說》等多個個性化欄目的良好口碑,均有關係。尤其是,當他的幽默、深邃、智慧與國家電視台中某些主持人的犬儒主義形成鮮明對照時。

  在崔永元積極準備回歸自己的母校埋頭口述史研究的同時,騰訊網的視頻訪談欄目《大師》的“老報人”系列,推出了《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近8萬字的口述。而去年9月開始,國台辦下屬的九州出版社開始陸續出版“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歷史系列叢書30餘種。一時之間,口述史似成國中熱點。

  “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概念本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倫•芮文斯(Allan Nevins)率先提出,1948年,在美國聯邦政府和福特基金會贊助下,哥倫比亞大學正式成立“口述歷史部”;1957年成立“中國口述歷史專案”,聚焦於1949年前後移居美國特別是紐約一帶的前國民政府政界、軍界和學界名人。芮文斯的弟子、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較早加入“中國口述歷史專案,是廣爲大陸讀者熟悉的最早從事中國口述史研究的學者之一,其代表作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唐德剛對於口述歷史作過一個描述,即“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歷史,而是口述史料”。也就是說,口述史要講求準確性,不是簡單地聽當事人口述然後記錄下來整理出來那麽簡單,而是要作爲歷史資料的一種形式,經過嚴謹的考訂。

  唐德剛先生曾於1991年發起成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該會對抗戰老人的訪問值得格外關注。直到前不久日本名古屋市長抛出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後,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才開始籌備成立口述史分會——可“目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只有200多人,平均年齡超過80歲,搶救口述歷史難度很大”(《揚子晚報》2012年2月23日)。這種歷史實用主義態度實在讓人驚詫和失望,也反襯了唐德剛、崔永元等在學界和民間通過口述史搶救歷史記憶的意義。

  政治學者劉建平在《當代中國口述史的發展及其文化身份》一文(見《當代中國史論:實證的知識呈現與思想表達》,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10月)中,曾對中國大陸口述史的發展歷程做了梳理:“從80年代中期,一種主要以口述活動爲載體的個人主義歷史寫作登場了”,巴金1980年開始陸續出版的《隨想錄》和梅志1980年代中後期出版的《往事如煙——胡風沈冤錄》均屬此列,此外還有當時一些離退休的國家高級領導和革命老幹部所進行的官方組織的口述回憶活動。

  劉建平認爲,馮驥才和李輝堪稱最具當代意義的中國口述史活動先驅:馮驥才從1986年開始做普通民衆的“文革”口述史,1991年結集爲《一百個人的十年》;李輝則從1988年開始連載《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馮驥才當時就宣稱:“我對‘文革’的所謂高層‘內幕’從無興趣,我關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靈歷程……人民的經歷,才是時代的經歷”。對此,劉建平評價道:“這或可能是對秘檔制度的蔑視,也可能是對口述史之‘人民史觀’的自覺,更表達了對個人主義歷史建構的熱情;因爲可以相信,如果沒有人傾聽和紀錄那些無能力寫作發表的‘人民’的經歷,他們便無異於被堵住了嘴,其真實經歷則永遠被排斥在歷史之外了。”

  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後,口述史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不斷發展的進程中日趨規範化,原因是專業學術機構和學者的參加。比如,北大出版社1999年開始出版《口述傳記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開始出版由專業學者編選的《口述自傳叢書》,次年開始出版《口述歷史》叢刊;首屆中華口述史高級論壇暨學科建設會議2004年12月召開,並成立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

  總體來看,中國大陸的口述史熱主要局限在民間,知名作家、媒體人和市場化報刊、網站在這方面表現突出;官方學術機構雖強調“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口述史學的重要性”,實踐層面倒是丁東這樣的民間學者有較多作爲。崔永元團隊歷時八年打造的《我的抗戰:300位親歷者口述歷史》2010年播出時,首播權賣給了搜狐網,同年底在85家地方電視台的同步播出,是欄目組一家家去談下來的;這部紀錄片直到去年4月才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國家電視台對所謂敏感類歷史題材的接納的猶疑和遲緩由此可見一斑。意識形態風險仍是阻礙中國口述史發展的一大因素。

  另一方面,資金來源和衍生産品的傳播也是困擾民間口述史實踐的主要難題之一。崔永元團隊的口述史成果儘管以公益性和學術性爲主,但其部分衍生産品必須尋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並贏利,才會可持續發展。

  例如,中國傳媒大學官網在報道與崔永元的簽約儀式時,居然率先列舉贊助的企業家、藝術家的名字,這無疑凸顯了公益性、學術性研究專案對資金來源的倚重。崔永元團隊的口述史研究還涉及外交史、留學史和企業史等內容,2011年3月, “崔永元公益基金”就已舉辦過“中國企業家口述歷史研討會暨專案啓動儀式”,柳傳志、馬雲、劉永好和俞敏洪等20餘位知名企業家出席。據悉,當有企業家大額贊助企業家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時,崔永元團退會從中勻出一部分資金,以照顧抗戰口述史的運作。這固然是聰明的策略,但如何確保企業家的贊助不干擾口述紀錄團隊的客觀中立,也是一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