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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文化記憶
德國電影電視中的歷史題材

電影《希特拉真相》劇照,赫爾格•施奈德扮演希特拉
電影《希特拉真相》劇照,赫爾格•施奈德扮演希特拉 | © Constantin Film Verleih GmbH

德國對於歷史電影的狂熱目前有所降溫。儘管德國觀眾想看反思自己國家歷史的影片,但是這些影片需要新的模式。最新的發展趨勢是:轉向周年紀念日。

作者: Oliver Rahayel

  德國對於歷史電影的狂熱目前有所降溫。儘管德國觀眾想看反思自己國家歷史的影片,但是這些影片需要新的模式。最新的發展趨勢是:轉向周年紀念日。

  德國第二電視台從1995年開始定期上演的歷史課《希特拉的幫兇》已經表明,歷史題材可以贏得大量觀眾,尤其是那個幾十年來反思不足的時期的歷史題材。這個系列採用故事片和紀錄片混合製作的方式,並借鑒了英美的歷史紀錄片。不論是在德國還是在英美,這種影片都有意識地想要製造情感效果。最近,德國電影和電視中的這類題材也採用相似的方式。至於講述的是真實發生的還是虛構的故事則並不重要。如同在紀錄片中一樣,這種界限變得模糊了,就像西德廣播電視台的編輯兼編劇米歇爾•安德列所(Michael André)說:“到處都是編排的。”

電影中的歷史

  在涉及到“第三帝國”的電影題材方面,《非洲的天使》(Nirgendwo in Afrika)和《玫瑰圍墻》(Rosenstraße)在國內外取得了成功,前者根據一部自傳改編,後者則描述一個真實的事件。這兩部電影如同關於這種題材的多數影片一樣,大量採用佳構劇的手法,以求贏得觀眾。安德列認為,對歷史題材的處理來說,這十分危險。他在《星期五》周刊中寫道,能夠看到的“總是千篇一律的三角戀,改變的只是故事的歷史背景”。

  《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也根基於真實事件的記錄,場景設在二戰末期的“元首地堡”及周邊環境。這部電影給納粹領導集團的罪惡賦予一個過於人性化的面孔,更是冒了使這個歷史事件平庸化的風險。與此不同的是,《快樂的謊言》和《竊聽風暴》則採用喜劇手法來描述前東德時期的狀況,同樣很成功。 

  但是,Little Shark Entertainment電影公司的製片人和經理湯姆•施皮斯(Tom Spieß)覺得,現在歷史題材在德國電影院幾乎已經不可能再有市場:“這個題材已經衰落了,大題目都已經做完了。”今天,對於所有的歷史題材都一樣:“如果沒有一部暢銷的小說為基礎,那就很困難。”最新由小說改編的作品包括根據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改編、由德國和美國合作製作的電影《我願意為妳朗讀》,或者籌劃中的根據同名暢銷書改編的《女教皇》。按施皮斯的說法,這個規則也有例外,那就是喜劇,比如丹尼•里夫(Dani Levy)的《玩謝希特拉》,這是一部嘲弄希特拉的荒誕劇;或者如同烏利•艾德爾(Uli Edel)反映“紅軍派”的《巴德爾和邁因霍夫》中的“當代史上的動作片人物形象”。事實上,德國電影觀眾對本國歷史的興趣近期確實有所回落。例如2009年初,像《柏林的女人》(關於蘇聯佔領軍在戰後德國強姦婦女)、關於希爾德嘉•納福(Hildegard Knef)的《海蒂傳奇》和《拉貝日記》(關於一個拯救中國人免於日軍屠殺的德國實業家)這些雄心勃勃的項目,票房都很令人失望。顯然,電影製作人腦中的自我審查對觀眾的審美疲勞負有責任。同時也擔任負責頒發德國電影獎的德國電影學院理事的施皮斯認為:“首先指出德國人的集體過錯後再敘述故事這一教條,到現在才被克服。今天必須要做到能吸引觀眾。” 

電視中的歷史

  電視的情況與電影類似。有一段時間,私人和公法電視台大量投資於豪華的歷史片作品,比如描述逃離前東德的《通往自由的通道》、描述蘇聯包圍西柏林的《空中之橋》、描述城市被盟軍摧毀的《德累斯頓轟炸》,或描述1960年代一次礦難的《萊格德的奇蹟》。這些電影也採用佳構劇的模式,輔以1970年代的災難片的風格。因為這種趨勢,德國電影製片人目前在國際上被稱為“Masters of Disaster”——“災難大師”。最新的一個例子是《興登堡》,這是描述最後一艘齊柏林飛艇空難的大片。這類作品追求的是收視率和在外國的銷路。其成功證明製片人是正確的:“恰恰在英美國家這些電影很成功。”從1981年起任馬爾的格里姆學院電視獎評選處主任的烏爾里希•施彼斯(Ulrich Spies)說。

  公法的德國電視一台有一些成功的作品,比如反映分裂德國時期的《墻》、關於1950年代末期醫學醜聞的兩集電視劇《反應停——僅僅一片藥》、第一次打破禁忌講述德國人被驅逐出東普魯士的《大遷徒》。三部作品反映的都是家庭悲劇題材。

  米歇爾•安德列認為,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滿足了觀眾普遍具有的對於一目了然和個人行為意義的渴望:“在現實與虛幻的界限不斷消失的當代,回顧歷史會讓人安靜下來。”他認為,歷史是不可懷疑的,所以可以提供穩定的依據,尤其是道德依據。這個原理在把人物置入歷史場景的“活的歷史”(“Living History”)模式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在這裏,各種關係也很明確:人所面對的是自然的威力、舊有事物的狡詐和傳統文化的束縛。

  這一趨勢現在已經成為過去。烏爾里希•施彼斯認為,用歷史事件拍攝劇情片的趨勢也有所降溫,取而代之的是歷史反思近乎強制性地“與各種周年紀念日掛鉤”,而且是多重強調的,比如68暴動40周年或者柏林圍墻倒塌20周年。故事片和紀錄片都盲從於這類紀念日。湯姆•施皮斯也抱怨說,似乎只有通過這些“關注周期”才能吸引觀眾。但是兩位專家認為,個別的歷史紀錄片,如果做得好,一定是很有機會的。至於一直被忽視的但適合於未來電影製作的當代題材,兩位專家的觀點也一致:移民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