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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杜耀豪——電影製作人

杜耀豪和演員金孝珍
© Tobias Koppe

在杜耀豪看來,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之間遊走是他藝術家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這位新晉導演來說,德國電影的未來正是體現在跨國性之中。

作者: 李麗安(Lilian Maria Pithan)

杜耀豪(Dieu Hao Do)出生於中國移民家庭,在下薩克森州的施塔特哈根市(Stadthagen)長大。2011年開始,他在康哈德-沃爾夫巴貝爾斯貝格電影大學(Filmuniversität Babelsberg Konrad Wolf)學習導演專業,德國心態與亞洲文化在他的電影中相遇和碰撞。2016年1月,在索爾布呂肯市舉辦的第37屆馬克斯·奧浦休斯電影節(Max Ophüls Preis)上,杜耀豪導演的電影短片《世界盡頭》(At the End of the World)進行了全球首映。電影裡激烈而混亂的香港街頭巷戰中,韓國遊客露絲安娜(Lucianne)和整日做白日夢的德國人奧斯維德(Oswald)相遇相識,並且共同度過了一段短暫而感性的日子。

為什麼您的新片《世界盡頭》邀請了一位德國舞蹈家和一位韓國女演員在香港拍攝?

我早期所拍攝的一部電影,也就是《何處燈光閃耀》(Where the Lights Shine Low,2011),就是請金孝珍(Kim Kkobbi)和克利斯蒂恩·諾沃帕烏洛夫斯基(Christian Novopavlovski)擔任的主角。而《世界盡頭》之前的那部《尾班車》(Der letzte Bus,2014)也是與這兩位藝術家共同完成。與他們的合作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拍攝《世界盡頭》的時候,我只有兩三頁的拍攝大綱,其餘的部分完全是在攝製的過程中即興產生的。扮演德國人奧斯維德的克利斯蒂恩是我在德累斯頓生活期間結識的。我們有相似的幽默感和好奇心,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這些為即興創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礎。扮演韓國人露西安娜的孝珍是我2010年在香港認識的。當時她被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提名為最佳女配角獎。孝珍和克利斯蒂恩身上體現了我非常感興趣的一些東西。可以說他們是我的延續:孝珍代表了我身上的亞洲部分,而克利斯蒂恩則體現了我的德國部分。

在《世界盡頭》中,露西安娜和奧斯維德用三種語言交流。這種跨文化元素對於您的影片創作有何重要性?

我一直對不同的語言敏感而好奇,並且意識到,我可以以一種遊戲的方式對此加以處理。在我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觸碰不同文化,並且用某種形式將其表現出來。當我身處亞洲的時候,我能夠全新地看待德國,而當我身在德國的時候,我會對亞洲有很多感悟。身處於一種文化中時,我就能感受到另一個文化對我的牽引。不同文化的許多層面都是千差萬別的,甚至完全相反。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切入點,電影或故事便是由此開始敘述的。此外,香港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的“遠方的家”:一方面,粵語是我的兩個母語之一;另一方面,是由這個城市自身的身份認同所決定的,它是西方文化和中國影響的混合體。兩個端點既非常靈巧地結合在一起,又處於抗衡之中。對此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今後您的電影創作將向什麼方向發展?在德國電影界,您認為您將在哪裡佔有一席之地?

儘管我在過去幾年裡拍攝了幾部紀錄片,例如2013年的《布本尼克》(Bubenicek)和《許惠1914》(Hua Hue 1914),但現在我主要把注意力放在故事片上。因為這樣我有更多的創造空間,可以講述自己所構思的故事。之前我並沒有將自己看作是創作型電影人。我只是想,我要做電影。但是,慢慢地讓我覺得,要讓人們從我的電影中看到誰隱藏其中,這點非常重要。畫面和場景的某些微妙之處將讓人們感覺到是誰決定著一切。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風格問題永遠是一個具體的問題,即如何講述故事。這首先也是作者的立場和態度的問題。我不認為我的電影是“跨文化電影”,我更傾向於將它們歸類為“跨國電影”。這樣的話,我能夠有更廣泛的切入空間,也可以在電影領域裡更長遠地進行深入。像費斯·阿金(Fatih Akin)、李安(Ang Lee)或者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之類的電影導演經常談到有關跨國電影的問題。在我看來,打破人類思想的邊界是電影的基因所在。任何爭論和碰撞都不應該只是局限於某一種文化或某一門語言之中。我希望德國電影也是如此。這樣的話德國電影業才會有更大的潛力。當然,這樣的發展是要假以時日的,但是它會在我們這一代就得以實現。為此,既要有講述這些故事的電影人,也需要有觀看這些電影的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