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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牆
沒有圍牆的公共空間

人們常抱怨歐洲缺少“公共空間”,事實上,具有活力的公共空間是存在的,雖然它非常脆弱,而且與我們想像中的形式不同。

作者: 延斯•比斯基(Jens Bisky)

  每當提起歐洲的公共空間(或譯公共領域,意即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提出的Öffentlichkeit概念,他用這個詞主要是來表達:“為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能達成一定共識而進行的一系列理性論辯過程所組成的溝通網路,在這裏,溝通之流以一定的方式加以醞釀,進行過濾與綜合,從而成為根據特定議題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見或公共輿論”。),通常會喚起一些與時代不符的想像。人們會想到議會以及議會裏激烈的討論、想到小組討論,還有脫口秀。這些情況下,大多是由長者權衡利益,爭奪有利論據。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慣常想像中的公共空間活躍分子也是對政治很感興趣的人,比如閱讀報刊的熱心讀者。

  與這種想像相比,歐洲的現實卻令人失望。只有為數不多的專家小組密切關注歐洲議會上的辯論,那些跨國多語種媒體也只能將資訊傳遞給少數人。這裏缺少的是一個能夠探討各種問題的公共論壇。雖然鐵幕已然不復存在,但是語言障礙仍然存在。在一切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裏(譯註:萊布尼茨語,這裏有調侃的意味。),為了能夠瞭解歐洲大陸的多樣性,每一個歐洲人除了母語以外,應該也掌握了一門羅曼語言和一門斯拉夫語言。但是,這種理想在可以預見的時間裏只是一個美好的夢、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罷了。就算這個理想能夠實現,文化差異也不會消失,這種文化差異使歐洲一方面魅力十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互相理解的難度。

在酒吧和廉價航班上

  但是,總是一腔怒火去比較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未免也太過於耍小聰明太輕鬆了。歐洲公共空間的進步往往被輕率地忽略,而這種進步是真實存在的。歐洲各國公共空間形成於18世紀,在大量不同的公共空間中形成了歐洲共有的公共空間,對此能夠想像的是:數百萬觀眾、歐洲電視網歌唱大賽的熱心粉絲、每天在廉價航班上相鄰而坐的數千位乘客——他們為了一場音樂會或一場派對飛向完全陌生的城市。

  廉價航空與長途汽車對歐洲人互為相親相近所做的貢獻至少和歐盟的各個機構一樣大。如果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可以去乘坐柏林至華沙的快客,或者去柏林貝戈海因電子樂俱樂部(Berliner Techno-Club Berghain)排隊試試看。來自歐洲各地的老老少少在這裏融洽相處、建立友誼、講述著自己經歷的故事、交流著自己的經驗與好點子——下一次這樣的盛大活動可能在哪裡舉辦?在一個夏日的晚上坐在匈牙利巴拉頓湖畔的希歐福克城中酒吧,你就會看到一個共同的歐洲,這個歐洲比政界演講中的歐洲要更加豐富多彩、更加支離破碎且更為粗俗,然而歐洲在這種脆弱之中卻顯得更為活力四射。

  在各國的公共空間當中,與歐洲相關的話題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無論是關於拯救歐元、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監控、難民政策還是移民問題,這些都是歐洲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也是每個國家都在討論的話題。公共空間的關注點並不是固定的,只在較低的程度能夠形成共性,但是如果是關於公民權遭到侵犯的問題,那麼一定會引起公共空間的關注。毫無疑問,拆掉圍牆的歐洲並不是意味著所有人要像1989年11月9號那樣興奮相擁。如果要理解歐洲的現實,那麼就必須放棄那種和諧理想。每一個問題所面臨的不僅僅是不同的意見,而是無法達成統一的觀點。因為爭論能夠確保公共空間的生命力,所以沒有理由為此而擔心。

一代歐洲人

  1989年是歐洲的革命之年。自此,一代可以獨立自由旅行的人成長起來。一方面工作移民的現象出現,他們勇敢且費盡心機過著清苦的生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促進祖國和工作所在國之間的理解,並在這一過程中改變這兩個國家。此外,旅遊業、邊境商貿和對派對的熱衷使每一個國家開放起來。還有那些跨境公司、無數跨國婚姻與伴侶以及為了事業今天在這裡明天在那裡工作的學者,我們可以總結出多個群體。而對這些群體來說,共同的歐洲這一概念早已是司空見慣。這些群體能夠在未來成為領軍人物,他們將抵制那些嘗試在歐洲重建邊境、限制遷徙自由的行為。

  但是,歐洲各處的確也有很強的反對勢力、反歐洲理念的煽動者以及民族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存在主要證明了歐洲統一取得的進步對一些人來說帶來了多麼強大的挑戰。東歐民權者之間的團結、歐洲精英的歐盟計劃以及歐洲經濟大變革之中都出現了衝突的情況。這些衝突既不是寧靜安逸的,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它們看上去活力四射、激情澎湃。即使是那些最短視的人也不會忽視這一點。這比理智看待1989年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