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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憶
電影中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人都有不願提及的話題”

《快樂的謊言》劇照
© X-Verleih AG

是“讓人懷戀的民主德國”還是“秘密警員遍布的民主德國”?歷史學家阿奈特•艾貝爾勒(Annette Eberle)探討了自1989年以來德國電影所呈現詳盡、又相互矛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活記憶。

作者: 阿奈特•艾貝爾勒(Annette Eberle)

  圍繞電影中表現的介於“施普雷瓦爾德酸黃瓜” 與“國家安全局間諜無處不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否符合歷史事實的爭論,顯示了多重的“不同”經驗,這些經驗不僅包括東、西方的分隔,也涵蓋了政治認同、家庭和各代人之間的差異。

  距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周年紀念日只剩下爲數不多的幾個月。在此之際,民意調查顯示,德國青少年似乎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持有積極的看法。而與此同時,一場將民主德國歸入非法治國家的政治爭執正在展開。關於東、西德電影創作的討論也在介於“懷戀民主德國”與“秘密警察遍布的民主德國”的範圍內遊移。其中有代表性的當數對兩部最著名影片的批評。它們是亨克爾•馮•杜能斯馬爾克斯(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在2005年導演的《竊聽風暴》和沃爾夫岡•貝克爾(Wolfgang Becker)在2003年導演的《快樂的謊言》。

  獲得奧斯卡獎項的《竊聽風暴》涉及到對國家安全局的背叛和藝術家圈子裡的投機主義。它令人信服、細緻入微地再現了一個處於嚴格監控之下的國家氛圍。然而,影片中國家安全局的監視者從“作案人到犧牲者、乃至英雄”的轉變被公民權益維護者和歷史學家詬病爲不現實並流於輕描淡寫。把東德描繪成個人避難所的喜劇片《快樂的謊言》儘管深受觀衆喜愛,然而也受到指責。有人認爲,影片將前東德的日常生活局限在施普雷瓦爾德酸黃瓜和小紅帽香檳酒上,而不人道的專制統治則在具有顛覆性的歷史故事之下顯得蒼白無力。

  介乎於自我瞭解與用電影來進行清算

   如果我們考察近二十年的電影記憶,就會發現電影中呈現的東德日常生活的專制統治與其不合理政權的面貌是多樣化並充滿矛盾的。“1984年,我被國家安全局逮捕入獄,1985年夏天,我被驅逐到西德。”茲畢蕾•舍奈曼(Sybille Schönemann)在她導演的紀錄片《遭到禁錮的時間》(1990年)中表達了隱藏在以上兩句話背後的經歷體驗。這是最早反映東德壓制人民的現實、並在電影院中得到公映的影片之一。對這位女導演來說,該作品具有雙重意義,它既令她“克服了人生中一段往事”,也提供了一份對“那段時期以及一個多重分裂的國家的記錄”。産生於1990年到1995年間的許多電影都同樣反映了這一雙重的願望:在完成對個人經歷反思的同時,以電影手段探索一個陷於分裂的國家的真實面貌。電影製作者力圖確證自己在東德的遭遇、並同時對其進行清算。

     彼得•卡哈納(Peter Kahane)在電影《建築師》中戲劇化地描述了一小群年輕建築師建造一個新社區失敗的經歷,並以此隱喻了不僅僅只是年輕的東德女公民才感受到的希望與烏托邦的幻滅。被公認爲富有批判精神的民主德國導演海涅爾•卡洛(Heiner Carow)的《過失》(1991年)和赫爾維希•克平(Herwig Kipping)的《彩虹後面的國家》也都以個人的失敗映襯了社會的畸形。在這些早期影片之中,恰恰都是在國家安全局間諜這樣的人物形象身上濃縮了情感衝突與社會壓力之間的錯綜交織。它們當中既有羅蘭•格萊夫(Roland Gräf)扣人心弦的《演奏探戈樂曲的人》(1990年),也有約爾格•弗特(Jörg Foth)滿含悲喜劇色彩的、爲東德譜就的電影終曲《來自達達爾最後的消息》(1990年)。而九年之後,國家安全局間諜的形象在大獲成功的電影《我們這樣的英雄》(1999年)中則少了幾分真實性,多了幾分喜劇性。

  繼續產生影響的因素

  弗蘭克•拜耶爾(Frank Beyer)在《尼古萊教堂》(1995年)中探討了個人行動空間與道德政治動機以及社會壓力之間的聯繫。這部以艾利西•略斯特(Erich Loest)的同名小說爲藍本的電影首次在歷史層面上對導致柏林圍牆倒塌的種種事件進行了分析。電影通過巴赫爾家的各個成員回顧了民主德國內部反抗力形成的種種條件。故事展開的舞台就是曾經創造歷史的地點:1987年至1989年的萊比錫以及尼古萊教堂每周一舉行的祈禱會。拜耶爾不僅關注各代人之間的衝突,而且更想探究個人自由的追求需要受到多大的壓力,才能令人起而反抗國家至上的原則以及機會主義。與此同時,特羅塔(Margarethe von Trotta)導演從西德角度反思歷史的電影《誓言》(1995年)也問世了。它試圖以電影的形式同樣表達自身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決裂。但該片縮減爲一段三角戀愛故事,這一故事貫穿各個歷史階段,並配以陰鬱的歷史場景。到目前爲止,利希特(Roland Suso Richter)的電視敍事史詩《柏林的奇蹟》(2008年)是以影像手段、家族小說形式反映東德的最新一部作品。其創作靈感來自一個東德國家人民軍士兵寫下的筆記。

  “哪些因素還在産生影響?”在馬爾克•鮑德爾(Marc Bauder)和多爾特•弗蘭克(Dörte Franke)導演的紀錄片《人人都有不願提及的話題》(2006年)中,一位主人公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這部影片通過對三位人物的描寫讓觀衆瞭解了監禁的經歷和父母與孩子分離造成的後果。從前的持不同政見者必須認識到,他們的經歷只爲少數人擁有。只有在紀念場所、作爲時代見證人,他們還會找到聽衆。但是,在面對自己的孩子時,他們卻常常感到無助,並陷入沉默。

  民主德國所産生的持續影響就是它的公民在統一的德國中感到“無所適從”。這也成爲了許多新影片的常見主題,當然這是就社會層面而言。電影《去比地平線更遠的地方》(卡哈納,1998年)或克萊因納特(Andreas Kleinert)導演的《走向黑夜的道路》(2000年)雖然只是以邊緣人物爲主人公,但是兩部影片都向我們揭示:對東德的殘缺不全的“電影記憶”一如既往地契合著一種分裂的身分認同,這一現象貫穿東西方經歷、各代人及不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