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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和城市發展
中國官方建築的政治審美

公安部位於長安街的辦公大樓
公安部位於長安街的辦公大樓 | 版權:蔣堅/ 東方IC

中國的官方建築更多體現的是領導們的審美,並非建築師。這也使各地建築風格總跟著政策和領導人的變化而搖擺。

作者: 沈亮/任咪娜

  以下文章首次發表在2011年4月21日的《南方周末》。 

  如果要描述中國黨政機關辦公大樓的特點,公安部大樓或許最合適。半個世紀前,公安部就開始籌備新建一幢辦公大樓,卻一直沒有找到心儀的方案。從那些落選的方案來看,他們不喜歡充滿現代氣息的大面積玻璃,也未看中凹凸不平、極具雕塑感的立面設計。

  中國廣播電影電視設計研究院的建築師蔣培銘最後加入,他決定從揣摩公安部的性格入手。“我甚至想到了古代的衙門,比如刑部。”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另一些西方建築也給了他啟發,比如,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樓,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廣場,以及古羅馬鬥獸場。

  這些建築的共同氣質是:秩序。“莊嚴而震撼,”蔣培銘概括,“給你完整的精神力量。”

  在蔣培銘的設計圖上,公安部辦公樓呈現為一個完整的長方形建築,線條筆直,棱角分明。它的正中心略微凸出,像一個逗號,在視覺上為銅墻鐵壁般的整體製造出變化。“簡單,力度更強烈。”蔣培銘說,它的姿態“堅強而威武”。

  很快,他就得到中選的消息。“公安部說‘這就是我們想要的’,”蔣培銘說,“我的設計使他們聯想到‘鼎’。”在中國,鼎是國家之重器,象徵著統一、昌盛與安寧。不久,他的方案被概括為“盛世之鼎”,儘管這並非他最初的創意來源。

  在立面的材質上,公安部選擇了石料——各地的行政大樓也大多如此,儘管造價高昂,但是堅固、耐用。竣工後,這座豎立於天安門南側、國家革命歷史博物館以東的大型建築,得到了多方讚譽,而每一個讚譽的核心都指向:威嚴。

  “威嚴是現在中國行政大樓的基本特徵。”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所所長徐衛國說,這意味著空間佈局的封閉與隔離。

  洲聯(WWW5A)建築設計集團主建築師劉力從未見過左右高低不等的行政大樓。徐衛國看到的也大多如此:它們有著對稱而方正的龐大體態,需要級級攀登的高台階,以及守門的警衛。“這延續了故宮設計思想。”他說,故宮通過嚴格的中軸對稱,強化了建築帶給人的權威感。

  事實上,對稱的封閉式政府行政辦公大樓遍布全國。從正面看,上海市政府大樓像一個“山”字。數十根立柱撐起了主樓前的門廊,垂直的線條增加了嚴肅感。在有海峽之隔的海南島,省政府也沿用著行政建築的慣例,遠看像一艘方方正正的大船。在“對稱”這一關鍵問題上,就連世界海拔最高的政府辦公樓——西藏日喀則市政府行政中心——也不例外。

  這些大樓,全都鋪設台階,需仰頭才能望見正門。而正門兩側建造了緩坡供車輛行駛,領導一下車就可進門,免去了攀登之苦。

  而青島市政府的布局也很典型,它像兩塊大小不等的弧形積木疊落在一起,重心吻合。在正門的台階之下是草坪,與此間隔馬路——大多數政府樓前的馬路是當地最寬的那一條——再前面——是廣場。政府門前的廣場,也往往是本市最大的。

 “通過建築作品去教育群眾”

  在政治的約束之下,建築的風格總是跟著政策的變動而搖擺。政權新建之初,建築的風貌與現在並不相同。上世紀50年代,政治、經濟都在模仿蘇聯,建築自然也概莫能外,蘇聯的內政與中蘇關係共同決定了中國的城市風貌。

  史太林時期,蘇聯建築向著“復古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急劇轉變。那些現代主義建築則因不能給予人們“積極的文化和歷史聯想”而遭到抵制。1934年,簡潔的蘇聯輕工業部大廈,被批評為“莫斯科的疤痕”,而同時竣工的莫霍夫大街住宅大樓,則因採用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帕拉第奧巨柱式而備受讚美。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築,最能“直接和明顯地肯定時代的偉大和美麗”,這是當時的主流聲音。

  為了展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1952年,中國開始建造“蘇聯展覽館”(現更名為“北京展覽館”)。

  該建築採用俄羅斯民族的傳統風格。中央大廳的正面高懸蘇聯國徽,其上聳立著87米高的鎦金塔,塔尖安裝巨大的紅色五角星。在陽光的照耀下,有著大量黃金的鎦金塔閃閃發光。

  1953年,著名建築師梁思成訪蘇歸國。他認為,是否包含民族形式,是階級立場問題。建築,應以民族特性的形式與“充滿了資產階級意識的”美國式玻璃方匣子展開鬥爭——在史太林倡導“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建築方針之前,還從未有人察覺方正的平頂屋是帝國主義建築的代表。

  “通過建築作品去教育群眾,幫助他們前進。”梁思成說。

  於是,以中國宮殿和廟宇為基本範式的建築在全國迅速鋪開。而大屋頂,則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類。那些鋪設著琉璃瓦、以斗拱和飛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頂”,看上去雄偉壯觀——這適於新政權表達正統感與民族自豪。

  不過,與現代主義建築一樣,復古的“民族形式”也好景不長。蘇聯領導人的更迭又一次波及中國的建築形態。1954年底,史太林的建築方針被新上台的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否定了。

  從1955年開始,曾與資產階級意識進行鬥爭的“大屋頂”,變成了奢侈浪費的典型。北京“四部一會”大樓(現今國家發改委)正中大屋頂的建材已經運到現場,卻不準使用,那些充滿民族風格的琉璃構件被毀棄在現場。  

  而地安門機關宿舍大樓的綠色門罩、斗拱和柱子上複雜的朱紅彩畫、門樓地面上鋪著的花崗岩亦被批評。“大樓不像是新的,而是從古老朝代遺留下來的剛剛經過粉刷的建築一樣。”當年的《人民日報》認為,建造者正在拿封建時代的“宮殿”“廟宇”“牌坊”“佛塔”當藍本,製作各種虛誇的裝飾。官方將其定義為:“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傾向”——這是對“民族形式”式建築的定性。

  “好社會主義之大”

  3年之後,十項國慶工程全線啟動,並在一年之內悉數完工。其中,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人民大會堂與英雄紀念碑奠定了今日天安門廣場乃至北京的氣質與格局。

  一時間,全國最優秀的建築師雲集京城。1958年9月,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萬里對他們說,“國慶工程”是為了反映建國10年來的巨大成就,檢驗社會主義中國已經達到的生產力水平,“不能連蔣介石、清朝皇帝時代的都不如”。

  最終,大會堂收到立面方案的設計圖189份,而被選中的正是一個西方古典廊柱式方案——它的面積超出原定的兩倍還多。周恩來說,“我們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急社會主義之功”,要“大而有當”。天安門廣場,也要大。毛澤東認為,要莊嚴宏偉,要能容納100萬人集會,使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廣場。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在決定建築審美之外,還造就了大批真正的政治性建築——形成“革命”的隱喻和象徵。

  其中,四川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最為典型。主館及其兩側的建築,再加上檢閱台,略呈一個“心”字,而當中的毛澤東巨像成為“心”中一點。組合起來,就是“忠”。毛澤東巨像底座高7.1米,代表中共的誕生紀念日;而巨像高為12.26米,正是毛澤東的生日。

  全國各地,這樣有著革命意象的細節比比皆是。為了表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廣東展覽館塔樓的塔頂、庭院路燈的燈罩,以及鐵圍欄上,到處使用了火把圖案。而長沙火車站鐘塔頂尖的火炬朝向,則無論飄向哪個方向都不妥當:向西,是“倒向西方”,向東,則是“西風壓倒東風”。最終決定,向上。

  1976年,毛澤東逝世。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也成為一個時代的句號。這座紀念堂平面布局嚴謹而對稱,有著強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階,選用了紅軍長征時經過大渡河邊的四川石棉縣紅色花崗岩,象徵著“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向北京看齊

  改革開放後,對建築的剛性政治要求也被撤銷。不過一些領導的個人意願,還是往往成為城市形態變遷的重要力量。與官員相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點上,建築師倒頗有共識。

  “根本沒有能與長官意志相抗衡的機制。”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師匡曉明說,除非遇到的書記是個博士。悲觀的建築師說:“設計師只是其中畫圖紙的技術人員。”

  在一些招標會上,領導往往會很謙虛——我不是專家,純屬個人觀點,拋磚引玉,大家表態——這是他們的開場白,但往往是無論領導拋的什麽磚,大家都會支持。若是領導最後發言,前面的專家都會留好餘地,10個方案挑出三兩個,最後等領導拍板。“沒辦法,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有發言權。”劉力說。有時候,在招投標之前,決策者已經意有所屬。即便是中標的方案,建築師也經常遇到波折——領導換了,方案也會跟著換,之前幹的,都停工作廢。

  從這個角度講,一些官方建築體現的是領導的審美,並非建築師。儘管領導也存在於時代的審美之中。

  他們都喜歡什麽呢?一個簡單的思維是,模仿北京,各地就很熱衷於“天安門”。

  比如寧夏銀川市的“南城樓”,這座古代建築在翻修之後變成了“天安門”——同樣大紅色的墻身,在毛澤東畫像的兩側分別寫著:“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而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也曾建造天安門,在那裏,城樓、金水橋與華表,一應俱全。在此之外,“天安門”還出現在了河南夏邑曹集鄉、華西村,以及重慶市忠縣的黃金鎮。

  事實上,各地對北京的模仿並未止於天安門,“鳥巢”也在山西省境內出現。而徐衛國則在沈陽、山東等地看到了長安街兩端的彩燈——它中部斷開,像一對張開的翅膀,很好辨認。去年年初,蘭州的東方紅廣場上,也矗立起56個“民族團結柱”。它們與曾經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民族團結柱”極為相似,一樣的大紅色的柱身,兩端金黃,撐住天空。

  “就像波幅的震動,(從北京)傳導到外地。”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副巡視員譚烈飛說,他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這與那些效仿白宮的政府建築一樣,成為一種政治偏好。

  當然,這些粗糙的模仿更多集中於縣鄉兩級,一些級別更高的領導則另有偏好——比如大、高。“政府想要通過建築展示成就,表達人定勝天。”劉力說。

  因對廣電領域的建築較為熟悉,蔣培銘曾配合庫哈斯設計中央電視台的新大樓。“我帶庫哈斯去見過央視的領導,他們說就要一個人沒見過的東西,要天外來客。”蔣培銘說。

  “1990年代流行玻璃幕墻,那是改革開放的代表。2000年前後,政府開始喜歡新奇和世界一流。”譚烈飛覺得,如今,在安德魯的國家大劇院、庫哈斯的央視新大樓,以及赫爾佐格和德梅隆的“鳥巢”之後,至少在北京,建築已開始趨於冷靜。

  事實上,由於意識形態的不斷變化,建築審美的更迭仍在繼續。現在,就連廣州的白天鵝賓館也越來越尷尬了。“(政府)恨不能炸掉。”匡曉明說。在上世紀80年代,作為惟一由中國建築師設計的國際五星級賓館,它可是廣州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