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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中國父母的育兒焦慮和對策

在門外焦慮等待孩子高考的家長
在門外焦慮等待孩子高考的家長 | 攝影:王國紅,版權:東方IC

德國家長越來越看緊自己的孩子,而中國家長則患上了“群體性育兒焦慮症”。如何能夠緩解這種四處蔓延的情緒?看兒童心理專家孫莉莉如何解讀。

作者: 孫莉莉

鏡頭一

  傍晚,兩個6、7歲的小男孩在街道上閒逛,好像是出來買冰淇淋吃。突然,一股寒意湧上心頭:孩子、黑夜、街頭、危險?一個月前,我是不會有這種想法的,甚至我會勸慰那些以此為慮的家長:完全沒必要把自己對社會的不信任投射給孩子,造成孩子無謂的緊張和焦慮,可是今天,我竟然也突然有了這樣的想法。

鏡頭二

  放學了,孩子們並沒有立刻回家,而是匆匆忙忙地被家長送到各式各樣的補習班、興趣班。從孩子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並不是每個孩子都對興趣班有興趣。我領著孩子走進街心花園任憑他瘋跑,卻有人過來勸我:這樣不行的,將來你就知道厲害了。

  回想我的童年,從家到學校大概需要步行10分鐘——早晨自己走到學校;放學時,由班級組織“路隊”小朋友送自己回家。而今天,學校門口堆滿了接送孩子的汽車,哪裏有幼兒園、小學甚至中學,哪裏就必然成為交通擁堵路段。是因為家長捨不得孩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走路嗎?恐怕更多的還是出於對安全的擔憂吧。

  家長們的擔憂無處不在:出行安全、食品安全、環境污染、治安恐懼、疫苗危險、醫療事故……套用一句多年前的流行語“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更大的焦慮在於孩子的學業成就,從早期的家教比拼,到現在的輔導學校大戰;從托關係找門路,到學區房天價銷售;從為加分而上特長班,到特長網校專業陪練多合一……所有的這些,都讓我們感到困惑——隨著社會的發展,升學機會、可選擇的學校應該更多而不是更少,孩子們的壓力應該更小而不是更大,為什麽孩子們比原來更緊張,家長們時時處於焦慮狀態?

  從孩子0歲起,家長們就不停地追尋最新的育兒信息,不停的被各種專家和學說洗腦,隨時準備為一個立竿見影的“計劃”或者“課程”買單;當孩子進入學校系統,我們陪讀陪練陪考,也跟著進入了長路漫漫的競爭者行列。當我們抱怨政府教育政策制訂不力,教師道德淪喪,課程改革失敗的時候,我們是否曾經想過,我們僅僅是受害者,還是我們也是這種種弊端製造者中的一員呢 更少,孩子們的壓力應該更小而不是更大,為什麽孩子們比原來更緊張,家長們時時處於焦慮狀態? 

  所有人都知道家長們患上了“高傳染率”的“群體性育兒焦慮症”,但是,為什麽呢?我們是如何患病的,我們是何時加入到這個焦慮症患者大軍中的,致病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在心理學上,焦慮是指“一種缺乏明顯客觀原因的內心不安或無根據的恐懼。預期即將面臨不良處境的一種緊張情緒,表現為持續性精神緊張或發作性驚恐狀態,常伴有自主神經功能失調表現”。焦慮時一定會有不合理的思維存在,正是其不合理的思維維持著精神的緊張和身體的不正常反應。也可以說,不合理思維是焦慮的本質。

  具體到教育孩子這件事上,家長們的不合理思維來自哪裏呢?

  首先,一個孩子意味著我們沒有承擔風險的能力,“一”就是百分之百。很多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孩子的家長發現,他們在面對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會比第一次育兒顯得更理智,會降低許多不合理的期待,他們會選擇更有效的更克制的方式處理與孩子的衝突。但是,僅僅把育兒焦慮歸結到獨生子女政策上是不合理的,父母的過度焦慮顯然還有很多內部和外部原因。

  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來自我們對自身所處環境的不信任和不確定。我們把成人社會的壓力投射到孩子身上,為孩子構想出一個同樣不安全、缺乏信任感的社會環境,我們有理由相信孩子將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比我們目前所要面對的更加複雜、更加艱險,因此我們要求孩子不僅在知識上“武裝”自己,更要在人際交往上保護自己,“不受欺負”,“不管閒事”、“不走彎路”成為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用最簡單的手段獲取成功”是很多人奉行的生存法則,而生存背後所應具有的尊嚴和正義,善良和溫情都可以被生存這個最大的挑戰推到一旁。

  第三,商業文化的發展讓一切的不確定都變成不可信,所有的真相都在商業包裝後顯得那麽饑渴,仿佛一切的宣傳都在重復一句話:“相信我,然後發現受騙,再等待下一個騙局”。因為沒有判斷的依據,沒有可以信任的監管機構,所以我們只能輕信和盲從。那些本應該起到監管作用的機構都對大張旗鼓的謊言表示漠視甚至參與其中,所以我們只好因為無能為力而焦慮。

  那麽,我們是否有辦法降低我們的育兒焦慮呢?總體而言,焦慮不可能消失,但持續的自我發現和反省是有可能降低焦慮水平的。也就是說,我們只能用改善思維和行為方式來緩解焦慮。

  首先,作為家長,我們必須提高自身的科學修養和人文修養,堅信孩子的發展是具有多種可能性的,每個孩子可能會在發展速度和發展方向上有所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預言孩子的成功與否。只有當我們具有一定的判斷力,我們才不會被呼嘯而過的種種潮流所左右;

  其次,重新思考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思考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什麽才是幸福,如何才算是成功。教育孩子,歸根結底是一個價值判斷的過程,我們往往為如何教育孩子而發愁,其實,我們真正焦慮的是把孩子培養成什麽樣的人。一旦我們對此有了明確的答案,那麽方法其實並不是難題。

  再次,正確認識媒體的價值,在當今這個媒體等於廣告平台的時代,分清什麽是宣傳,什麽是報導是必要的。當然,前提是我們足夠冷靜,我們知道什麽叫付出和收獲成正比,我們知道走捷徑而獲得成功的幾率很小。當我們都知道貪小便宜才會受騙而不去被賣小金佛的歹人所騙時,我們為什麽不能了解所有人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冷靜客觀地對待所有媒體,不讓媒體成了推波助瀾的焦慮增強劑是我們無奈的選擇。

  接受現實是應對焦慮感的一種有效措施,雖然聽起來這種措施顯得非常阿Q精神,但實際上接受現實的不合理並盡可能給予這些不合理以合理的解釋是一種降低焦慮的手段。也就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為孩子為老師為商家為媒體為行政機構為政策制訂者想出他們行為的合理目的,然後在可能的範圍內接受這些現實。

  另一方面,用建設性的實際行動取代不明方向的焦慮和隱忍。用適當的手段表現對於現實的不滿,通過公民合理的渠道表達不滿和訴求。個人的努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很多個人的發表可能就會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這種緩慢的改變可能對於整體的推進起到很小的作用,但對個人應對焦慮來源而言,卻起到了疏解作用。至少我們在行動,而不是無聲的焦慮。

  最後,我們必須正確認識焦慮本身的價值。有人說以往我們沒有這麽焦慮,是因為我們什麽都不知道,現在我們知道了致癌物的分佈,我們破解了基因密碼,我們了解了心理異常,我們的媒體大規模報導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事實,因此我們的焦慮加強了。但是,這些新知難道不好嗎?至少它讓我們的焦慮從無來由的恐慌變成了有指向性的擔憂。而正是這種指向性給了我們解決問題和緩解焦慮的可能性。焦慮的功能就是對我們發出警告,讓我們知道如果我們繼續以某種方式思考或行動,就會碰到危險。既然焦慮是令人不快的,那麽我們就必須去降低焦慮,努力去消除那些引起焦慮的思想或行動。正視焦慮的來源,修改不合理的思維方式,是降低焦慮的最有效途徑,而對焦慮本身的焦慮則是最無聊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