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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中國學在德國

衢州博物館的中文字卷
衢州博物館的中文字卷 | 攝影:ML

當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得知我計劃學漢語的時候,他說,他真得勸我放棄這門學業,漢學可是個“無底洞”。

作者: 羅丹美 (Dr. Dagmar Lorenz)

  當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得知我計劃學漢語的時候,他說,他真得勸我放棄這門學業。漢學可是個“無底洞”。就算窮盡一生,恐怕也只能對中國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有些許的熟悉。更不用說我的那些未來的同學了:漢學家大多是些性格怪僻孤高的同路人,而不是討人喜歡的人物。我這位最初的導師自己也是他那一代人中為數不多的德國漢學專業畢業生之一,他的這番話只是在重複70年代德國的一個被視為無可辯駁的觀點:中國學的研究在各個方面來看都是一種異國的工作,而德國的漢學家則如局外之人苦度時日。

  這些狀況至今已有了徹底的改觀。老一代的德國漢學是否真的如其聲名一樣與世隔絕,德國漢學又是因何機緣煥然一新,這將在以下的德國漢學歷史回溯中一一說明。

德國漢學的發端

  “人們用漢學來稱呼以語文學方法從中國文獻中研究中國及其歷史和文化的學科。”慕尼黑前漢學教授傅海波(Herbert Franke)曾在他1953年發表的文章中如此描述“漢學”這門學科。

  確實,老一代漢學就是文本研究學科。不僅僅在德國,漢學家首先要研究的都是古漢語文本和語言學方面的問題——這也是中國學研究者不食人間煙火這種成見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這一成見肯定是有失公允的,因為18、19世紀早期,中國學都是由相當注重入世實用的人物所從事的:例如門澤爾(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他是勃蘭登堡選帝侯的私人醫生,曾致力於中醫的研究。再比如普朗什(Johann Heinrich Plath, 1802-1874),他在1830年發表了關於滿洲的標準著作,由於其自由主義思想而常年身陷囹圄。

漢學取得學術地位

  享譽盛高的《中國文言語法》由語言學家甲柏連(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編撰而成,他在萊比錫以編外教授之職教授東亞語言,正如他的前輩一樣,他也從未踏上過中國的土地。這種狀況直到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1871年)之後才得以改變,1887年在柏林弗雷德里希•威廉大學開設了第一個東方語言專業。這個專業定期開設中文和中國國情課,因為駐北京使館需要翻譯。不過,殖民主義的高傲情緒在很長時間內阻礙了中國學在大學中成為一門可與其他學科比肩的專業。然而此類研究的學者卻不乏其人,比如曾任柏林民俗博物館東亞部主任的顧路柏(Wihelm Grube,1855-1908)。他著有《中國文學史》(1902年),研究女真族的語言和文字。第一個正規漢學教授職位於1909年才設立於漢堡殖民研究所:出任該職位的是福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福蘭閣學習過梵文與歷史,隨後在德國駐北京大使館擔任翻譯,多次到中國南方和蒙古旅行。他的五卷本鉅作《中華帝國史》最終沒有完稿。年屆60的他繼荷蘭人高延(Jakob Maria de Groot)之後接受了設立於1912年的柏林大學漢學教授職位。

德國漢學的繁榮時代

  就職於柏林大學的還有其他重要漢學家,如郝愛禮(Erich Hauer,研究哲學、滿洲語言與歷史),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tt,研究古漢語、哲學),西門華德(Walter Simon,研究語言學),佛爾克(Alfred Forke,研究哲學)。在這裏就讀的後起之秀有艾博華(Wolfram Eberhard)、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出生於匈牙利的白樂日(Étienne Balász,研究經濟史),以及福蘭閣的兒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以及1932年起繼福蘭閣之後任教的海尼詩(Erich Haenisch,研究蒙古語、滿語)。哥廷根和波恩也開設了中文課,此外在科隆和慕尼黑的博物館裏也有了東亞藝術史的研究。除了漢堡和柏林外,萊比錫自1922年起也有了一個漢學教授職位,美茵河畔法蘭克福自1925年起設立了一個受私人基金會資助的教授職位,初次出任該職位的是儒家和道家經典的知名翻譯家尉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在這一時期,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漢學的發展經歷了一段其後再難企及的繁榮時代:德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再是中國領土上的殖民國家,這使得其與中華民國的往來變得密切。在世界大戰和經濟危機之後,在德國輿論中對西方文明優越性的懷疑滋長,對東亞價值體系的興趣日增,從而推動了漢學的興盛。

墜入末流之境

  這一盛況在1933年之後的年代裏,隨著納粹掌權而消失殆盡。重要的漢學家如西門華德、白樂日或來自捷克的夏隆(Gustav Haloun)都被驅逐出德國。在國際上也最有影響的德國漢學雜誌《泰東》(Asia Major)在其猶太出身的創辦者和發行人申德勒(Bruno Schindler,1882-1964)被迫逃往英國之後難以為繼。少數幾位留在德國高校的漢學家大多附庸於納粹統治者。海尼詩是一個例外。他在關於儒家道德的幾篇論文中,間接批判了納粹獨裁。他也是唯一一位於1944年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要求釋放關押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ero)的德國漢學家,可惜未能如願。馬伯樂為歐洲漢學貢獻了極具價值的研究成果,在戰爭結束前夕,於1945年3月17日死於布痕瓦爾德。

  在德國城市遭受的轟炸中,許多珍貴的漢學藏書也慘遭毀滅。德國漢學的代表人物既隔絕於國際學界,又因效忠納粹統治者而自毀聲譽,這時的德國漢學淪為毫無建樹的末流。

  1945年後,德國漢學幾乎無法重返20年代所達到的水平。1933年後被迫離開德國的流亡者中,包括了一批曾在漢學中引入了革新性研究方法,而之後豐富了當時的美國等地研究界的學者。此外,德國和柏林的分裂也使得漢學研究狀況雪上加霜。在萊比錫,曾經一度被納粹驅逐出漢學系的何可思(Eduard Erkes)於1945年之後又重新任教,而這座城市卻陷入了蘇聯的管制。 

1945年後的重建

  海尼詩離開了柏林,並於1946年擔任慕尼黑大學的第一位漢學教授。隨後又有幾位教授到這裏任教,他們在60年代和70年代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德的漢學發展:研究中國中世紀和中亞文化史的傅海波,曾以關於中國自傳文學的巨著在老一代漢學傳統和新型問題研究之間架起橋樑的鮑吾剛(Wolfgang Bauer),以及著有《中國古今文學通史》的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西德的大學中也新增了更強調專業化的漢學系。例如在海德堡大學,德博(Günther Debon)就以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古詩而聞名,該大學還專門設立了一個“東亞藝術史”的教席,而新創立的波鴻大學,除了有一位專門研究語言文學的教授之外,還有研究政治、歷史,以及(自1984年起)經濟的教授。 

德國漢學研究的缺陷 

  不過60年代和70年代,德國漢學的這種單方面注重中國古代文化的取向,恰恰顯得是一種缺陷。按照傅海波的描述,在1967年,當時西德的十三位漢學教授中只有一位是集中從事中國當代研究的。雖然漢堡亞洲研究所(今天的德國全球與區域問題研究所(GIGA)亞洲研究所)創立於1956年,並擁有自己的專業雜誌《中國時事》(China aktuell),但是該研究所的工作在公眾輿論中一直幾乎不為人所知。一方面是美蘇兩大強國在全球政治範圍裏的對抗,一方面是“紅色中國”(如當時人們稱謂)的自我封閉,使得著眼於當代的、嚴肅的中國研究在德國默默無聞。在1968年左右的西德大學生運動中,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突然成為了令西德左派向往的烏托邦。左派的思想先驅,如當時《指南》(Kursbuch)雜誌的發行人、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或漢學家史克爾(Joachim Schickel)將中國當時的政治狀況美化成了一個神話。根本不存在對當時中國人民所遭受的鎮壓、暴力和摧殘而進行的客觀性討論。70年代,局勢趨於平和。當時,眾多的漢學系也教授現代漢語——部分藉著從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引入的教材。這些教材中的詞彙僅限於共產主義的宣傳口號。有些大學生出於對這種泯滅思想的讀物的反感,寧願繼續研讀中國思想史中較為古老的文本。 

現狀 

  從那以後,德國漢學的面貌再一次經歷了徹底的變革。這不僅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巨大轉變和德中經濟關係的繁榮發展所致。在統一後的德國,一種變革了的大學理念也使得中國研究專業不再局限於綜合性大學(Universität)。高等專業學院(Fachhochschule)、職業學院(Berufsakademie),甚至一些商會(Handelskammer)也設立了專門的培養計劃,這些計劃將語言課、國情課與企業管理的知識結合起來。在某些綜合性大學開設了“經濟漢學”這門專業。而漢學系應“學士-碩士”學科模式的要求進行的改組,也使專業看起來盡可能貼近實踐。過去人們眼中的“冷門專業”好像成為了極度關注當代的專業,這樣的專業——包括實習和留學中國——讓選擇該專業的學生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畢業,並為他們隨後在私營企業或者機構裏的事業開啟大門。 

尚待解決的問題 

  那麽,這樣的專業是否還能為顧及傳統學脈的研究騰出空間呢?對此,在波鴻教中國歷史和哲學的教授海納爾•勒茨(Heiner Roetz)回答說,“時間是急缺的資源”。他講述了教師與學生承受的經濟壓力。而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大學的韋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教授卻顯得樂觀一些,“古代漢語還遠沒有沒落”。她指出,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古代文言文和古代哲學經典正處於復興。而事實即是:要求中國研究放棄對歷史的反思,就意味著剝奪這門研究的科學品質。只是希望這種見解能夠貫徹於所有的決策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