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教育
中國的日耳曼學發展:1871至今

日耳曼學
日耳曼學 | 攝影:ML

1871年,北京的“同文館”最早開始教授德語。今天,約有1500至2000名中國學生在約25所中國高校學習日耳曼學。內陸地區新增設的某些日耳曼學專業正標誌著人們對該專業的興趣不斷提升。

  在中國,學習德語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871年。在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國同年,德語被納入了北京外語高等學校——同文館的課程中。京師同文館成立於1862年,旨在為外交事務培養翻譯人才。在那裏,德語語言教學密切配合其他實用學科的教學,如數學、自然科學、法律和經濟學等。

  1897年,德國佔領山東膠州灣後,確立在中國的殖民霸權。但是,在輸出文化方面,與側重設立帶有傳教目的的教育設施(如教會學校)的英、法,尤其是美國相比,德國表現得尤有節制。德國在青島和上海建立的學校主要追求現實的目標,即:通過傳播科技、自然科學或者醫藥的專門知識,確保自身工業贏得新的銷售市場。

日耳曼學短暫的繁榮期 

  1949年之前,日耳曼學的發展呈現完全不同的趨勢:中國的日耳曼語文學曾經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密不可分。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只有發展成一個現代的、以西方為榜樣的社會,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因此,相對於歷史悠久的文言文,他們提高白話文的地位,與此同時,他們強調個體,並傳播西方的哲學和教育學。

  1922年,北京大學開設日耳曼學專業,希望從德國文學所表現的思想和理念中有所借鑒,用於改變國家的現狀。學生在修讀完兩年的語言預科之後,進入為期4年的日耳曼學專業的綜合學習階段,以德國古典主義大師和中世紀時期的德語作品(哥德語、古高地德語)為主要內容。

  然而,上世紀30年代,在以蔣介石(1887-1975年)為首的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尚未在中國真正立足的日耳曼學專業重又重歸沉寂。

  儘管如此,以備受推崇的學者馮至為代表的中國第一批日耳曼學專家,仍然給這一弱小的專業刻上最初的印記:通過他們自發不懈的努力,最早的日耳曼學辭典和有關文學史的書籍得以出版發行。當時,中國許多日耳曼學家政治上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對《浮士德》、《維特》、《華倫斯坦》、《茵夢湖》和海涅的詩歌所做的翻譯及研究構成其早期的工作重點。

復興時期:1949至1979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日耳曼學與語言課程相脫節的“懸空”狀態也成為過去。50年代,年輕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政治、經濟建設方面都極其依賴蘇聯。這為中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開展合作奠定基礎。

  最早開設日耳曼學專業的高等院校有:北京外國語學院(如今北京外國語大學,1949年開設該專業)、南京大學(1947年,更確切地說是1952年開設該專業)、北京大學(1952年開設該專業),以及上海外國語學院(如今上海外國語大學,1956年開設該專業)。有關翻譯工作的研討會(1951年)和有關文學翻譯的研討會促使中國年輕的日耳曼學將重點放在翻譯方面。直至60年代初,中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日耳曼學領域的合作明顯居於主導地位。在專業領域中,日耳曼學專家的工作在兩條軌道上齊頭並進:一方面翻譯介紹社會主義德國的文學,比如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年輕的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作品,以及弗雷德里希•沃爾夫(Friedrich Wolf)的劇作;另一方面,他們接受挑戰,綜合介紹自中世紀盛期直至現代的德語文學。在他們付出艱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中,最著名的當屬馮至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日耳曼學家漢斯•馬爾內特(Hans Marnette)於1959年合作完成的《德國文學簡史》。

  1949年以後,日耳曼學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趨勢。單純的語言教學享有和語文學同等的、甚至更高的地位。對於傳譯及翻譯人才的培養成為該專業的主要任務。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階段——1966至1970年期間,中國的高等院校,包括日耳曼學專業陷入停滯狀態。馮至等日耳曼學家也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被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鍛煉。但是,他們仍舊沒有停止翻譯工作。1970年以後,文革進入第二階段,為了培養將毛澤東思想傳播到德語國家的人才,在所謂的工農兵大學裏,教師又可以教授德語課程。

  70年代初,在中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1972年10月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也得到改善。1979年,兩國簽署了文化協定。

1979年之後,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第二部分)

  上世紀80年代,日耳曼學專業成為加強中德交流的工具。不過,這一次不再是中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合作,而是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合作。後者在促進、參與中國高等院校設立並發展日耳曼學專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通過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的資助,大量的專家得以到中國教授語言、文學和德國的國家概況。

  目前,中國大約有1500-2000名大學生攻讀日耳曼學專業。開設該專業的大約25所高等院校擁有近300名專業人員。在過去幾年,從某些大學、特別是內陸地區的大學新增設日耳曼學專業的現象可以看出:該專業的學生人數在增加。

  有限的資金以及不斷增加的實習壓力,使得當今的中國日耳曼學專業不能提供較理想的研究條件。單純的語言學習,包括翻譯訓練,佔據了學生的大部分課時,只有在進一步的專業學習中,學生才開始接觸文學(研究),包括德語教學法在內的語言學才開始成為主要學習內容。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基礎與專業階段學習制定的教學大綱中,還特別明確地強調學生應該進一步了解德語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媒體、社會、歷史、地理、旅遊以及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概況。

  如今,中國日耳曼學專家的工作尤以翻譯最為突出。這其中既包括新出版的魏瑪古典主義文學名著,也包括康薩利克(H.G. Konsalik)的小說。讀者對現代德語文學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儘管他們對現代德語文學的詳細狀況和主要文學潮流還缺乏真正的了解。對此,還有許多的介紹、交流工作亟需完成。同樣地,從不同視角反映中國的文學也受到重視。而相反方向的研究也已經有人在涉足:上海日耳曼學專家袁志英撰寫的論文《中國20世紀文學中的德國形象》代表了中國的日耳曼學家在這一文化交流領域中所取得的成績。

  自90年代末至今,在語言學和教學法領域,探討溝通式教學法和中德跨文化交流的論文成為主流。

最新發展

  德語的語言教學依舊佔據日耳曼學的中心地位。不過,該專業的決策者已經力圖讓日耳曼學的畢業生掌握更為廣泛的有關德國的知識。法國和英語國家對於“德國學的構想”也起到相應的借鑒作用。

  北京的日耳曼學專家王京平要求當今年輕的日耳曼學家具備兩種能力,即:語言交際能力和文化交際能力。語言交際能力指的是:與從前相比,日耳曼學專業的畢業生應該能夠更好地進行符合德語國家的文化語境的語言交流,從而能夠運用更得體的語言。文化交際能力指的是:日耳曼學專業的畢業生應該諳熟自身和對方的文化行為方式,由此主動闡釋來自不同文化的非語言行為,並且作出“暗示性翻譯”。

  如果希望日耳曼學專業擁有持久的吸引力,那麽,就不能讓它總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修讀這個專業之後只能當翻譯或者外文秘書。最終的理想目標應當是,該專業的畢業生——尤其是碩士畢業生,能夠在從音樂到文學的各個領域中從事促進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雖然,就現在而言,這還僅僅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是,中國日耳曼學在21世紀的發展趨向已然初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