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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不美的一面更需要被正視和談論。"

馮嘉蔚和張熙
馮嘉蔚和張熙 | 版權:河山(Alexander Haase)

“孤獨症”病人在中國是一個不被大多數人了解和關心的群體。紀錄片《星星的孩子》的製片人河山(Alexander Haase)認為解決問題必先正視問題。

作者: 劉幗軼

  孤獨症是一種腦功能障礙引起的嚴重長期發展障礙綜合症。患病幼兒通常在三歲前可能出現不願與人交往、不合群、言語發展障礙和情緒與行為異常等病徵。孤獨症無法通過藥物來治愈,目前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通過教育訓練來糾正,幫助患病兒童發展與人交往、獨立生活的能力。

  “星星雨”是中國第一家為孤獨症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的民辦教育機構。來自德國的河山(Alexander Haase)和來自英國的Rob Aspey分別擔任製片人和導演/攝影共同合作拍攝了紀錄片《星星的孩子》,以2007年於機構接受為期11周培訓的孤獨症孩子及其家長為拍攝對象。雖然是一個小製作,但是能夠撥動人的心弦。

  應中德文化網的邀請,中央電視台新影製作中心的導演劉幗軼博士採訪了紀錄片《星星的孩子》的製片人河山(Alexander Haase)。

劉幗軼:《星星的孩子》是一部關於北京星星雨學校孤獨症孩子的紀錄片。我個人覺得社會確實比原來寬鬆得多,越來越多外國人來到中國,拍攝各種紀錄片和電影。以有別於中國人的視角來關注中國社會。
河山:我也覺得這很有趣。但是我想,這些拍攝的東西不僅僅要在中國引起人們的關注,還要在國際上引起更多人的興趣。在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在美國,社會可以提供很多資助和幫助別人的可能性。很多人願意資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在這方面中國社會雖然不像美國,但是也開始在慢慢變化。現在的情況是,中國的一些需要被關注和幫助的人並不為國際社會所知,也並沒有真正受到國際上的關注。這就需要我們做一些事情。

劉幗軼:我個人很喜歡《星星的孩子》這部紀錄片,因為它讓我看到我所忽略的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並且讓我認識孤獨症。

河山:2003年我第一次來中國時,就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中國人很關心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裏的事情。此外的事情很少關心,覺得這不關我的事情。

  中國人普遍對孤獨症的孩子缺少了解。當父母帶著這些孩子上街的時候,旁人都會覺得這些孩子大叫大鬧,行為古怪,認為這些父母不會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其實這些孩子是殘疾人。在這種社會現狀下,以電影的方式在公開場合告訴大家,這其實是孤獨症的症狀。人們認識了孤獨症,就會對這個群體有更多的理解。

  這個紀錄片也已經在中央電視台播放,這樣更加能夠引起人們對孤獨症兒童的注意,這樣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來幫助他們。

劉幗軼: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心裏面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因為這些孩子的狀態,還有許多家長的無奈。你們在拍攝的時候是不是有時也覺得壓抑?

河山:是這樣的。拍攝這樣的題材從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是特別費力的,尤其是我們到星星雨學校拍攝的第一個星期。剛剛到來的孩子的病徵都特別嚴重:特別有攻擊性,經常大吼大叫,還有哭泣。看到這些,我就想,這些父母每天該忍受多大的壓力啊!我們不是天天都拍攝,但每當我們有一整天拍攝的時候,一天下來,我們的心情很特別——感到不舒服,沮喪,有壓迫感。這只是一天,而他們的父母要天天面對這些。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劉幗軼:我發現,電影在很多反映孤獨症兒童父母的無奈和痛苦的場景中沒有使用音樂,音樂出現的時候都是影片比較溫暖的場景,比如父母和孩子遊戲。我覺得這樣的音樂運用讓觀眾很舒服。

河山:對,我們是特意這樣安排音樂的。我們選擇的題材是有些傷感,但是我們不想拍傷感的電影。我們希望電影是積極的,而且是讓人們能夠看到希望、相信未來會更好的。

  另外我覺得悲傷的場景也不需要再用音樂加強,因為悲傷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再用音樂,我覺得就有些過分了。

劉幗軼:我在德國的時候也看到過一些德國人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或有關中國的紀錄片。大概有兩類,一類是反映國際文化衝突的,比如中國工人到德國搬遷一個工廠。另一類是對中國意識形態的強調和關注,比如文革、奧運題材。而這個電影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種。

河山:我想這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外國人來中國拍攝紀錄片,是和誰簽的合約,由誰資助,然後在哪裏播出。那麽他們就會被告知一系列的要求。比如說如果他們是和德國的電視台或是德國的公司簽了合約,那他們就必須按照對方想要的方式和觀點介紹中國。導演和攝錄的觀點相對已經不再重要。老闆提出要求,他們去完成而已。

  我們這部電影不存在這種情況。我們不受制於任何人。除了德國孤獨症協會以外,大部分的資金是我們自己出的,自己有權自由拍攝我們想拍的東西。當然導演和我之間也有不同意見,但是經過討論最後都能達成一致。

  另一方面和我個人的觀點有關係。我覺得拍攝紀錄片,客觀性還是很重要的。太主觀會讓觀眾感覺被操縱,我覺得這樣不好。

劉幗軼:你為什麽在中國專門選擇需要幫助的人進行拍攝?

河山:我認為如果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就此進行交談,而且要以尊重對方的態度。中國總想維持和諧,所有的東西必須看起來很美,而且要最好。但事實上,也必須去正視和談論那些不美和令人傷感的方面,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也才能夠逐漸和諧。你剛才提到在觀看《星星的孩子》的過程中,心裏也覺得很難受。我覺得這種難受很正常。這樣的感受是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可能幫助的基礎,這比忽視那些不美的東西具有更大的創造力。依靠這一方式,德國人和中國人可以以尊重的方式交往,共同促進某些東西。

劉幗軼:感謝你接受我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