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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人文雜誌在復興?

部分雜誌封面
部分雜誌封面

媒體人燕舞撰文認為,以《信睿》、《大方》等為代表的人文雜誌的湧現,反映了中國出版人、文化人對魚龍混雜且往往流於膚淺、非理性的網絡表達的反省和糾偏。

作者: 燕舞

  2011年3月,《信睿》創刊號終於上市,其英文名稱“Thinkers’Letter”再明確地傳遞著它“高端人文雜誌”的自我期許;次月,以“復活”為封面主題的第二期《信睿》如期而至。

  其實“復活”本應是創刊號最合適的封面主題——《信睿》創辦人許洋和李楠曾長期服務於明星地產商潘石屹和張欣執掌的SOHO中國有限公司,自2002年上半年至2010年10月,許洋與李楠連袂,將業務性的《現代城客戶通訊》逐步改造成人文性的,但2010年10月遭停刊,公司給出的說法是“在今天的新媒體時代,紙媒雜誌似乎不再適應我們的節奏”。2010年12月下旬,許洋和李楠轉投主打經管、金融和投資理財等暢銷書的中信出版集團(它隸屬於由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創辦的中信集團),這是良好口碑、既有資源與出版社渠道優勢的“強強聯合”,畢竟《信睿》不再是像《SOHO小報》那樣免費派送了。

  與此同時,1990年代末開始成名於網絡的“70後”女作家安妮寶貝,推出了她主編的季刊《大方》——號稱首發100萬冊,它可能主要還是出版商維繫作者、吸引讀者的一種舉措。

  2011年愚人節,廣州“現代資訊傳播有限公司”(該公司負責香港老牌雜誌《號外》的廣告製作,還擁有極其奢華的《生活》月刊),推出了由藝術策展人歐甯主編的文學雙月刊《天南》。

  “80後”偶像作家郭敬明則在其《最小說》成功運營4年多的基礎上,於3月和4月相繼推出由其公司簽約作家笛安、落落分別任主編的《文藝風賞》和《文藝風象》,留法歸來的笛安是山西著名作家李銳和蔣韻的女兒。《文藝風賞》和《文藝風象》很容易讓人聯想起“80後”女作家張悅然主編了三年的不定期出版物《鯉》,後者以女性主義色彩濃郁的主題詞如“孤獨”、“曖昧”、“來不及”等而知名。

  而那些欽佩“80後”賽車手作家韓寒在公共事務中勇敢發言的人,往往不屑於郭敬明的商業成功,更願意“同情”韓寒主編的《獨唱團》——著名作家閻連科爽快地答應了《獨唱團》的約稿,但他應允的小說還沒寫完,《獨唱團》出完創刊號就被迫停刊了。

  儘管《獨唱團》想做文藝雜誌而不得,但《信睿》和《天南》、《大方》及《文藝風賞》、《文藝風象》的集中亮相,還是讓中國讀者和觀察家感受到一絲“文學歸來”、“人文復興”的欣喜。尤其是考慮到,《人民文學》去年初開始開設“非虛構”專欄,去年10月啟動“人民大地”非虛構寫作計劃;《收穫》、《上海文學》和《人民文學》去年底紛紛大幅上調稿費。

  對本土人文雜誌的集中湧現,《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新周刊》和《東方早報》等都進行了大篇幅報導。其中,《南方周末》側重“雜誌書”(即“Magazine+Book”,國內出版機構為應對政府對“刊號”這一稀缺資源的管制,多以圖書書號出版雜誌)的角度,重點介紹了日本經驗;《南都周刊》主要介紹了巴黎的文學雜誌的生存狀況;《新周刊》則回顧了民國雜誌史。

  在我看來,上述新創雜誌是中國出版人、文化人對魚龍混雜且往往流於膚淺、非理性的網絡表達的某種反省和糾偏。《大方》的出版人陳明俊就說:“在風行微博‘百字文’的2011年,在電子書真切走進生活的2011年,我們推出《大方》,一份開闊、深入、專注的文藝志,一份紙張印刷的讀物,宣導敬畏寫作、專注閱讀。”

  《大方》創刊號拿出近百頁刊登村上春樹的訪談。《南方周末》重點報導的雙月刊《讀庫》,五年多來主推單篇篇幅一到五萬字的歷史、文化類非虛構特稿。《讀庫》2008年曾刊發自由撰稿人綠妖對抗議型盲歌手周雲蓬的四萬餘字專訪《歌者夜行》,正是這類扎實的特稿,讓《讀庫》擁有每期數萬的穩定購買者。

  雖然警惕網絡的喧囂和膚淺,但上述雜誌都重用包括微博、網上論壇、“快書包”網絡書店等編、讀互動和新媒體行銷的手段。《信睿》正在同步推出iPad版;《天南》更是通過微博將其創刊“炒作”成一個公共文化事件。《天南》也是最注重、最擅長視覺設計的。

  最值得指出的是,許洋在SOHO中國副總裁任上就洞穿了時尚、財富兩大類流行雜誌的虛妄。實現個人財務自由後,在長久以來的文化理想的召喚下,他辭去高薪職位,和拍檔開始《信睿》的新征程,共同致力於“進一步提高品質,成為知識份子與大眾之間的橋樑,以獨到的原創觀點、國際視野及優美文字形成冷靜、理性、優雅、富有人文情懷的讀本”。

  在後期《SOHO小報》和《信睿》中,許洋力推北京萬聖書園老闆劉蘇里、資深記者馬國川等人對當下最活躍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長篇訪談,他念茲在茲的是“發現思想”,追問本土知識份子在“中國崛起”過程中到底如何描述劇變的世界,到底能向人類貢獻何種智慧成果。

  當然,《信睿》如今可能部分喪失了原《SOHO小報》作為“企業內刊”時的某種自由和開放性。雖然歐甯敢於直面文學雜誌的消費性,但他的雇主本質上是個廣告商,其運作文藝刊物主要是為了“騙取”高端廣告商的好感和廣告份額,《天南》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將考驗他與老闆的博弈能力。而作者資源的同質化等問題,還只是《信睿》、《天南》和《大方》面臨的小問題。

  無論如何,我對上述新創雜誌尤其是《信睿》和《天南》抱有相當期望,惟願它們能高水準地長期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