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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媒體
國家、恐懼與自由

歐仁•德拉克羅瓦(Eugene Delacroix)的《自由引導人民》局部
歐仁•德拉克羅瓦(Eugene Delacroix)的《自由引導人民》局部 | 版權:picture-alliance / akg-images

漢學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他的新書裏描述了,為何西方的自由理念,對中國傳承下來的對秩序的理解來說,是一種挑戰。

作者: 羅丹美 (Dr. Dagmar Lorenz)

  中國的經濟力量給西方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面對來自本國公民的批評,中國政府仍然採取壓制手段,這一事實也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議。反之,對於中國傳承下來的對秩序的理解來說,西方的自由理念看起來是一種挑戰。為什麽是這樣,漢學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他的新書裏對此做了描述。

  《中國對自由的恐懼》是施寒微最近出版的一本書的名字。施寒微不僅是漢學家和沃爾芬比特爾市著名的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館長,多年以來,他還主要從事漢傳佛教的研究工作。這使得他更有能力將現代中國的發展狀況放在一個多層次的歷史背景中去考量。由於施寒微對歐洲和中國的精神傳統和行文傳統都有深廣的學識,較之過去幾年在德國圖書市場上出現的一些受到高度讚譽的中國暢銷書,他的分析無疑要詳盡許多,也更切合實際。當然,同每一本認真討論中國的過去和現狀的書一樣,施寒微的論點也引起了辯論,有些論點甚至遭到了反駁。光憑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在此扼要地介紹一下這本書。

 “自由”這一概念

  作者的出發點是:中國對自由懷有恐懼。這意味著:對全球化條件下所展開的新的活動空間的恐懼。那是對現代化所帶來的風險的恐懼,是對中國國內不同地區或民族要求獨立、從而使其大一統國家瓦解的恐懼,是對突發事件、混亂和動亂(社會和政治)的恐懼。根據施寒微的闡釋,這些恐懼有著不同來源:源自於古代中國文化傳統對秩序與混亂的理念,源自於中華帝國在19世紀遭受過的痛苦歷史經驗,那時,曾經的“中央帝國”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接受當時的幾大西方強權和日本強權的條件。所以,正如施寒微所說,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強調,國家不受外來勢力干涉之獨立主權比單個公民對自由的願望更重要。

  根據施寒微的觀點,這就是中國與西方對自由之理念甚有差別的首要原因。如果說,歐洲的法律傳統所圍繞的問題是,如何保護公民不受國家的肆意干涉和專制,那麽在中國,國家權力更重視的是,“在任何情況下,國家必須強盛,為了中華民族的存亡,個人自由要受到限制。”施寒微這樣寫道。

國家與人民

  對作者來說,那種不僅是中共領導層才有的對自由和自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懼,以及其時常表現出來的的驚慌過激的反應,二者是同一悖論的徵征:國家獨裁的權力表演所展示的實質上是其弱點,一種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的弱點。在中國傳統上,個人和國家二者是聯繫在一個宇宙關聯上,也就是說,政治領導層歷來就對幾乎所有的一切負有全盤責任:無論是自然災害也好,還是維護國家的統一也好,還是為人民謀求幸福感也好。如此,顯而易見,這個“對一切負有全盤責任”的國家便總是不堪重負,這樣一來,它必會懼怕那在古代中國的封建王朝所經常發生的事情:即 “天子”被推翻,在民眾中間失去統治的合法權,直到最後使用暴力將其朝代推翻。施寒微認為,由於在中國缺乏有制度的權力更替程序,每一次的權力更換便意味著暴力革命和天下大亂的威脅。在施寒微看來,對中國領導層來說,有足夠多的理由使他們以不信任的態度面對諸如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治以及真正意義上參政的訴求,有足夠多的理由使他們把泛泛的批評感覺為是基本的威脅。

展望

  一方面,政界高層恐懼重重,另一方面,它致力於最大可能地、無一缺漏地控制社會生活的諸多範疇,在施寒微看來,兩者都和同一個事實有關,即在中國現代歷史上,還從未成功地實現過社會與政治的結合。仍然缺乏一個現代化的、公民性的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應當獨立、自由,它應當可以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基石,而對這個國家來說,對其權力的限制並不應當等同於是對它的威脅。施寒微也從他的歷史分析中得出一些結論,他說,中國應當尋找自己的道路,以經受得起各個群體的新生活方案與傳統價值之間的張力。國家精英則應當從理該為民眾負責一切的要求中脫身出來。(中國)特別缺少“承受異議“的機構和結構。這裏作者指的顯然是,例如建立一個獨立的、不受國家干涉的處理公民上訴的法制體系。

  與此同時,施寒微還建議,應對中國最近一些年的歷史進行一次自由公開的討論。但所有這些都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政治領導層會自願放棄它的壟斷權,而它究竟會不會這樣做,作者也表示懷疑。不管怎樣,他期待,“中國民眾的自由活動空間會擴大。”顯而易見,這一期望早已不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就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來說,已變得十分重要。而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應該展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