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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媒體
中國:現代化還是現代性?

上海浦東區代表了現代化中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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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招商銀行董事長秦曉在《當代中國問題:現代化還是現代性》一書中認為,“現代性”一詞的含義不單單是“國富民強”。

作者: 李健鳴

  2009年看的書中只有兩本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俞雷慶寫的《美醜紅樓》,作者一反幾十年來中國許多學者從階級觀出發對《紅樓夢》的傳統解釋,而是從《紅樓夢》作者的美學觀出發闡述了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讓人耳目一新。這本書也讓我們看到,年輕學者正在擺脫意識形態的枷鎖,還文學和文學大師原貌。另外一本書的內容則要複雜得多,從其書名《當代中國問題:現代化還是現代性》就可窺豹一斑。作者秦曉是中國招商銀行董事長。但他在這本書中發表的主要文章都與金融無關,而是圍繞中國的現代性轉型問題展開。

  《當代中國問題:現代化還是現代性》這本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秦曉先生的三篇文章。第二部分是專題討論,第三部分是相關鏈接——這一部分收錄了許多重要文章。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主要都是一些專家對秦先生的觀點進行點評、補充,當然也多少能聽到一些不同的看法。那麽秦先生對中國的轉型問題究竟是如何看的?他又是在何等背景下提出自己的觀點的呢?這兩個問題是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也是這本書有其吸引力的地方。首先我們先來看一看第一個問題,也就是中國社會的轉型問題。

社會轉型不是“現代化”

  秦曉先生認為現代性轉型是中國問題的一個命題。他說:“現代性轉型是指從傳統社會向以現代核心價值觀(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支撐,以市場經濟、民主憲法和民族國家為基本制度的現代文明秩序的轉變。”他在回顧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特別是對“階級鬥爭歷史觀”進行反思後,對八十年代延續至今的“中國道路之爭”進行了分析。他提到了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如政治體制改革被閑置、經濟改革取得進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貧富懸殊、貪污腐敗、道德淪亡、信用缺乏、環境破壞等負面現象),這些問題使社會上產生了不同看法,精英的共識也已呈破裂狀態。面對中國的現狀,秦曉先生的觀點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不應被引導到現代化建設的路徑上”,因為在中國的語境中,現代化則是“民富國強”,它的內涵主要是經濟和物質的指標,而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則被剝離。用通俗的語言來表達就是不能用“民生”來取代“民主”。秦先生特別強調的一點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成就只能稱為“經濟增長的奇跡”,而“中國模式”的形成則須以社會轉型為標誌。他不同於新左派的觀點,在他看來“西方社會呈現的病態需要醫治,但不意味它的價值和制度體系的死亡”。他還認為,中國的現代性方案也不可能是西方模式的堅定複製,他必然包含中國傳統、中國經驗的元素,它應該體現我們對西方社會危機和病態的認識和批判。

中國需要啟蒙

  在秦先生的提出的政體方案裏,最引人註目的是他提到了中國要有一次比較徹底的思想啟蒙運動,以解除意識形態的束縛,構建具有中國文化元素的現代核心價值觀。八十年代的“啟蒙”熱門話題在二十年後又被重新搬了出來,肯定是有其深厚的背景條件。啟蒙問題的提出肯定同秦先生所提到的“精英共識的破裂”有關,面對各種思潮的衝擊,秦先生不想放棄自己的陣地。秦先生沒有詳細分析他提出的“中國問題”,特別是啟蒙運動的背景,而是這本書裏收錄的許記霖先生的文章《啟蒙如何雖死猶生?》對此做出了詳盡的分析。許先生的文章是一篇不得不看的好文章,它以很大的說服力分析了啟蒙在當今中國的現狀和問題,特別是談到了中國目前知識界各種思潮的情況。

  在文章的一開始,許先生就提出了“在當今中國,有三股思潮同時從不同的方向在解構啟蒙。第一股思潮是國家主義。”許先生在反駁國家主義的同時,特別強調了:“雖然民族國家的建立也是啟蒙的主題之一,但啟蒙的核心不是國家,而是人,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第二股思潮則是古典主義:古希臘的古典和中國傳統的古典。而第三股思潮就是多元現代性。許先生在提到了這三者對啟蒙的挑戰後,問道:“在五四運動90多年後的今天,繼續以啟蒙為天職的自由知識分子不得不反思:我們能夠回應這些挑戰嗎?啟蒙能夠在回應強大的論敵基礎上,發展出新的理論,提升到新的境界嗎?”

  許先生的問題觸及到了自由知識分子最敏感的神經,因為面對其他的思潮,無論在媒體,還是在年輕人的思維中,啟蒙已經成為一個遠古的歷史概念,既沒有現實意義,也沒有理論上的新建。啟蒙提出的許多普世性的價值概念似乎已經變得陳腐,已經不能適合當代人的需求。儘管如此,許先生沒有放棄,他還是堅持啟蒙的方向,強調要給與啟蒙更多的內容。在他看來,這是自由知識分子面對其他思潮應負的責任。

  在這本書裏,幾乎所有參與的討論者和撰文者都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道路和方向,更不用說具體的措施了。只有北京大學的陳曉明先生提出了“人文文化的轉型也會引起現代性的轉型”。他舉了王朔的例子,他認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作家王朔對中國社會的轉型就有重要的意義。不只是文化意義,還有政治學的意義。沒有王朔,很多現代的東西就進入不了我們的政治體制系統,諸如一種現代的話語表達方式,一種生活態度等等”。

  哈貝馬斯的名言“啟蒙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多次出現在書中。這聽起來像是一種任務的提出,但更像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托詞。這本書,我讀了兩篇,我的感覺是:一群非常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想通過這本書讓更多的人了解知識界的現狀,並要把啟蒙再次提到日程上來。當然他們也都回避了一些關鍵和敏感的問題,如政治體制等等。但不管怎麽樣,在他們的字裏行間我能感覺到他們的擔憂,正如秦曉所說:“在推進中國現代性轉型的過程中,認識激進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必然性,保持對激進主義的警覺,避免陷入激進-異化的怪圈,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應具有特殊意義。”劉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甚至舉了魏瑪共和國的例子,也間接地提到了提防極端勢力的問題。我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書也非常值得一讀,因為面對各種極端思潮的泛濫,我們必須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哪怕是出於居安思危的考慮,也應該三思而行。

《當代中國問題:現代化還是現代性》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0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