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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亞歷山大∙克魯格

亞歷山大∙克魯格
亞歷山大∙克魯格 | 攝影: Markus Kirchgessner

對你來說,“難民”這個概念意味著什麼?

  在希臘進攻特洛伊的戰爭中,後衛部隊將領埃涅阿斯(Aeneas)橫渡地中海逃亡,這是一位讓人印象深刻的難民。他身上背負著特洛伊的冤屈。途中埃涅阿斯向美麗的皇后伊利沙表達愛意,卻沒法為她帶來幸福。埃涅阿斯來到意大利,他的子孫締造了羅馬古城。羅馬最終摧毀了希臘的科林斯(Korinth)。這位難民是蓄謀這次復仇計劃的使者,報復古希臘對特洛伊施加的暴行。      

  另一個相反的例子是我祖母的祖母,Caroline Louise Granier,這位來自法國的難民在德國敘德哈爾茨(Südharz)找到了心上人。兩人後來在歌德的《赫爾曼與竇綠苔》(Hermann und Dorothea)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沒有她,就沒有今天的我。那些和她一樣的胡格諾教徒(法國16、17世紀的新教——譯註)——正如當時的口號所說——讓德國的發展提前了50年。諸如此類應該算是幸運的例子。說到“難民”一詞的概念,我既聯想到“幸運”,也會想到“噩耗”,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小說。

對你來說,逃離戰亂和政治壓迫是否比逃離貧窮更合理?

  只要是發自內心、別無選擇的逃亡都是合理的。無論是出於貧困,戰亂還是壓迫。

那麼逃離環境問題呢?

  馬丁·路德曾就他所處的時代多次對該課題發表看法:什麼時候人們可以逃亡?什麼時候必須留下,哪怕要面對瘟疫,自然災害或者國家被劫掠?他對官職人員——牧師和政治決策者,以及國家的普通國民分別提問。荷蘭共和國正是在抵禦北海自然災難的過程中產生的。荷蘭人鑄造大壩,也建立起強大的國家,以成功抵禦來自西班牙、以天主教為名義發動的入侵。逃離生態環境不見得總是合理。判斷的依據應該是:能否反抗?還是反抗也只是徒勞?如果地球的氣候長期惡化下去,那麼逃難的人潮將聚成汪洋。無論是否合理,人們都會踏上逃難之路。對此我不想妄下評論。

什麼標誌著難民身份的結束?

  在內心的角落和直觀的感受中,我們也許永遠是難民。但是開闢一塊嶄新的土壤,卻能逃離“難民的宿命”。傳統意義上說:當我們蓋好房子、種上樹、養育孩子的時候。21世紀,情況更複雜一些,要開闢一塊腳下的土壤,具體地說,要怎麼做?就我個人來說,要結束難民的身份,就是要建設一個新的家園,以一種嶄新的方式成為一名“愛國者”。我可以在神聖的書本中建構我的“愛國主義”,在職業裡,在愛情中,就像剛剛提到的,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一個嶄新的家園。

對你來說,政治庇護算不算是一項權利?

  政治庇護屬於基本權利。教堂最重要的合法性就在於它有權接收難民。在現代社會中,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從賓客享受款待的權利之中推導出政治庇護的權利。一個自我尊重的人(亦因此尊重社會同仁) 必定也會接納身處困境的陌生人,只有那些“面臨自我毀滅”威脅的人例外。身為作家,我們要創作故事,窮盡想像為我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庇護權加固根基。

如果是的話,是無條件享有的權利嗎?還是這種權利有被剝奪的可能?

  和其他所有權利一樣,一旦被濫用,就會被剝奪。

你認為一個社會是否可以無限接收難民?

  每個社會都可以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無限接收難民只是暫時的,歷史上曾有過這種幸運的例子,例如美國,但現在也並非如此了。

如果存在上限,那麼,如何界定?

  要確切劃分界限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出於自我尊重,希望盡量不設限定。然而,我們面對陌生人的美好意願以及我們的慷慨豁達本身也有其客觀限度。這種困境與自我尊重相抗衡,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尤為重要。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小說《義子》(Der Findling)講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故事中的商人來到瘟疫蔓延的城市,對一個陌生的孩子心生憐憫,將他帶回了家,結果因為一時的善舉而付出慘痛的代價,跌入地獄。這當然是“沒有原則的善良”——想要行善,卻無法承擔後果。這並不是理想的狀況。

  昨天我才剛剛讀到本·勒納(Ben Lerners)的《李庭博圖》(The Lichtenberg Figures),很受震憾。書中他雖然沒有直接涉及難民問題,但是他的詩句,呈現了對虛擬的運用,對所謂命運的介入的真實表達。詩中說:“我在馬路上撿到虛擬這妞,那時她還窮困潦倒,一絲不掛。如今她翅膀硬了,想要我家的門匙,還惦記把我整垮。”

  一個國家的接收能力並不是唯一的考慮。接收一個陌生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要付出,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隨意索求。21世紀這個問題將更加嚴峻。有如生命體中的細胞組織,一邊吸收,一邊擴散,它們與外界是相通的,但也設有邊界。沒有細胞膜對外界阻隔,我們所有人都受水腫的困撓。這些經驗很難總結成規律,但可以編成故事,認同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思想的作家正面臨這個挑戰。

在你的國家,有否接收享有特權的難民,或者說優先被接收?有的話,又是為什麼?

  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優先接收的難民,並且歷來如此。國家不僅樂於接收擁有寶貴技能的難民,甚至特意吸引他們。富有的國家正是通過難民政策,將別國的才智席捲一空。十八世紀啟蒙時期,這樣的做法正是政治人物的能力體現。

在你看來,在你國家的難民是否得到公平的待遇?

  任何概括性的評論都有失偏頗。但當我看到每個人都身體力行或慷慨解囊時,還是很吃驚。我們女總理的言論也讓我深感自豪,在那個特殊時刻,她的回應十分敏銳。然而,以此衡量德國的國家正義感,又言過其實了。

如果因為接收難民而要縮減你們國家的社會保障金額,是否可以接受?

  要維護自我尊重的政治立場,就得縮減社會保障,這是討自己喜歡所付出的代價。

在你看來,要成功融入新的環境,需要滿足哪些條件?是否有最低要求?

  對於外來者?要有學習當地語言的良好意願,要服從當地的法律(而不是生活習俗)。基本要求是他們運用自己的力量,展開自我幫助。

  對於接收者?要有同理心,要盡量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這正是進化為智人的轉捩點,因為我們的祖先面對他者——無論是物件,動物還是人——都換位思考。

你和難民私下有交往嗎?

  有。

你親身支持過難民嗎?

  在工作和實際生活中。

在你的國家,難民狀況將如何發展? 

1)在未來兩年?

2)在未來二十年?

  即使是短期內也很難作出確切的預計。1956年,鄰國的匈牙利人為了躲避蘇聯紅軍而跨越國界、橫穿德國,這些人當中,很多今天都在史丹福及哈佛擔任公職。我們東德的同胞,在1989年同樣穿越了德匈邊境,來到西德,及後基本都能融入到新環境之中。每次難民潮都有其特殊性。我堅信,我們無法就未來兩年或二十年作出確切的預期。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我們自己的態度——不管發生什麼!

你是否認為未來難民會消失?

  我不這麼認為。

你和你的家人過去是否有過逃難的經歷?

  我們曾經因為德國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社會體制而逃難。相對來說,我和我的家人都沒有什麼不愉快的經歷。我們很幸運。

你認為你一生中有成為難民的可能嗎?

  如果有的話,為什麼?安穩都是一時的。沒有人可以排除自己成為難民的可能,至少沒有人能保證自己的孩子不會成為難民。 

你會逃往哪個國家?

  在冷戰時期,我的確很嚴肅地想過這個問題,還曾考慮過新西蘭。1986年的4月,農田上聚集了充滿核輻射的烏雲,還下起了雨——那年發生了切爾諾貝爾核事故。我年輕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和我一起逃難到葡萄牙,到了歐亞大陸的盡頭。當時的問題並不是到哪個國家,而是:怎樣才能逃得更遠?由於孩子的關係,我們在葡萄牙停留了幾個月。

你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個家?*

  惡作劇的蒂爾(Till Eulenspiegel)在漢諾威被追捕的途中,為自己縫製了一副馬皮。人們要逮捕他的時候,他就從馬皮裡解釋說,那是他的家。追捕的人接受了這種說法。

  另一個例子: 在我的故鄉哈伯施塔特(Halberstadt)遭受炮火轟炸的時候,父親、妹妹和我趴在地下室裡,充滿恐懼。我們的家就只剩地下室了,困境讓家園萎縮。殘留的家園,就像皮膚一樣,沒有了誰都無法生存。在平常生活中,在內心感受中(眾所周知,現實主義對此無需顧及),家可以延伸到世界的盡頭。看吧,“家”的概念一直在改變。

* 該問題取自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關於“故鄉”的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