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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兼翻譯許俐雅
在翻译中发现

許俐雅(Lea Schneider)
許俐雅(Lea Schneider) | 攝影,版權: Jasmin Oertel

除了一些相關領域的人士之外,在德國,幾乎沒有人知道當代中國詩歌的存在。如今,作為柏林詩社G13(Lyrikkollektivs G13)的成員,年輕的漢學家許俐雅(Lea Schneider)正嘗試改變這個現狀。她與張佩瑤合作翻譯12位中國當代詩人的作品,並在2016年10月以《中國書箱:人民共和國的新詩歌》(Chinabox. Neue Lyrik aus der Volksrepublik)為題結集出版。她的文字有很高的藝術性,在詩歌翻譯中尚屬罕見。最終也證明我們早已意識到的一點:詩歌最好由詩人翻譯。

作者: 李丽安(Lilian Maria Pi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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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書箱》的前言裡,你寫道,在德國,人們一直以來只知道兩種中國詩:要麼是傳統託物言志的梅花派,要麼是創新奮起抵抗的反對派。為什麼會這樣?

事實上,將充滿異國風情的梅花來借代遙遠的中國並不新鮮,西方人其實一直是在用這種視角看待中國。正是出於對這種角度的不滿,《中國書箱》才得以孕育——我在讀中國詩歌的德語翻譯時總會想:“這怎麼可能!”至於“反對派”則相反,它不僅在文學中,在美術作品中也有所體現。只要一提“艾未未”這個名字,大家就會立即明白我的意思。中國詩人對西方人的判斷總是過分看重,因而遭受很多挫敗感。不過,我發現,隨著東西方關係的變化,很多人已經不再重視這些了。西方對於中國,不再那麼意義重大了。我認識一些作家,當他們聽說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時,他們當然很高興,但是這對他們的名望和地位不會產生決定性的改變。歐洲不再是關注的中心,這一點意味深長。同樣,我也驚訝地發現,儘管我是學漢學的,但是實際上我所閱讀的德語、英語或者法語之外的原文文獻也是相當有限的。所以,對我而言,一部優秀的翻譯作品同時也是一個政治行為,理想的譯文應該全面呈現原文的錯綜複雜性。而事實上,我相信,今天出版的這本書也說明了在德語和英語之外,人們還可以用其他語言系統思考和書寫。

你如何在德語中再現中國詩歌的結構和形式

一般來說,我首先在漢字上逐行標出中文讀音——即拼音,便於我直觀地感受音律,就像讀德語一樣。然後我會逐字逐句探究文字的含義。有的詩歌我兩天就翻譯好了,有的詩歌我要翻譯一個星期。最糟糕的翻譯一定是妥協和將就的產物,因為原作一定不是妥協出來的。每一篇優美的文字作品中都有自己的寫作意圖,因而優秀的翻譯應該將這種目的性體現出來。遇到難以翻譯的段落,我會去盡可能多地閱讀該作者的其他作品,以便去理解他/她的基調和意境,從而解決翻譯中的難題,然後努力用德語進行轉述。在我翻譯完一篇作品之後,會由德籍華人作家張佩瑤校對。涉及到流行文化相關的影射及暗示時,我會和她一起處理。沒有她,這本書不會成為現在的樣子。因此,我非常肯定這種搭檔翻譯的模式。

你如何看待關於翻譯和寫作兩者之間的關係

翻譯對我來說,首先意味著相當仔細的閱讀,這帶給我極大的精神上的愉悅和興奮。如果不翻譯,我就不會如此細緻地審視文本。過程中如果突然對文本的情節有所領悟,我會非常開心。如果不著手翻譯,僅僅通過閱讀,我不會有所發現和創造。因此,對我來說,與其說“在翻譯中迷失”(lost in translation),不如說是“在翻譯中發現”(found in translation) 。

我的寫作同樣也是一個專注的閱讀過程,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翻譯工作與我的創作是緊密結合的。我甚至開始創作“應答詩”(Antwortgedichte)了,我後來將這種詩歌改稱為“和詩”(Gegengedichte)。有的和詩是原文和翻譯作品的拼貼畫,有的捕捉了一個畫面,有的是由於我對原文不滿意而作出長篇的激情獨白。由此,就在原詩,我的譯文及我的和詩之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迴圈。與此同時,我也發現在我翻譯的時候,寫作變得相當困難,因為我的全部注意力、經歷和時間都投入到翻譯之中了。我還希望翻譯更多其他中國詩人的作品。這的確是一個“講不完的故事”。

《中國書箱:人民共和國的新詩歌》由柏林出版社(Verlagshaus Berlin)出版。

其中收錄了臧棣、韓博、呂約、姜濤、王璞、孫文波、明迪、蔣浩、周瓚、鄭小瓊、顏峻等人的詩作。
插圖:吳一萌
編者:許俐雅
翻譯:馬克·赫爾曼(Marc Hermann)、丹尼爾·巴亞斯托弗(Daniel Bayerstorfer)、張佩瑤、許俐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