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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劉雨霖
“我拿起電話,撥通他的號碼,說:你好啊,劉老師!”

劉雨霖
劉雨霖 | © 劉雨霖

2014年,她憑藉一部短片獲得奧斯卡獎(學生單元):2016年末,劉雨霖將《一句頂一萬句》——其敘事電影處女作搬上中國銀幕。是次訪談,劉導演談及孤獨、偶像馮小剛,以及和父親——作家劉震雲的特殊關係。

作者: 麥斯米蘭•卡爾霍夫(Maximilian Kalk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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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女士,你的電影長片處女作《一句頂一萬句》圍繞著“失語”展開。在電影的第一幕中就有一對夫妻因為彼此無話可說而離婚。對於電影中的主人公來說,為什麼溝通那麼困難?

對話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但是,找到一個願意傾聽的人卻很難。而找到一個能夠理解對方的人就更難了。或許可以這麼說,我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圍繞著找到能夠對話的人而展開。

城市雜誌Time Out Beijing撰文,認為你的電影講述“中國現代都市中令人窒息的孤獨感”。你是否認同?

我不認為電影所呈現的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在中國,“失語”現象比在西方要嚴重得多。西方社會由於受基督教的影響,存在著對上帝的信仰。當人感到孤獨時,他可以祈禱,和上帝對話。在中國就沒有這種信仰。大家必須找到可以對話的朋友。

但是在《一句頂一萬句》中,遭到背叛的牛愛國也去了一間寺廟,向佛祖坦白他想殺害妻子及其情人的想法。

這種情況其實非常少見,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發生,當人被逼到極限,也就是電影中牛愛國所處的境況。這不像西方社會中,人們每周日到教堂祈禱,那是一種禮儀。而且,這一幕其實挺搞笑的:其他人都會嘗試向宗教權威隱瞞自己的惡行。但牛愛國卻向佛祖供述他想殺人的想法。

你的電影以你父親劉震雲的同名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為藍本。你和父親的關係如何?

我和父親能夠很好地理解對方。不過在合作過程中,我們會儘量避免父女關係,而是以編劇和導演身份合作。我在決定拍這部電影之前,花了很長時間思考一些問題:我為什麼只想拍這部小說?我該如何將故事情節搬上電影銀幕?我很清楚,除非我能給出一個詳盡的計劃,否則父親是不可能同意將小說改編成電影的。當我認真思考了半年之後,我在紐約拿起電話——當時我正在紐約修讀導演專業,我撥通他的號碼,說:“你好啊,劉老師……”

你稱呼你的父親“劉老師”?

是的,在說工作相關的事情時我都稱呼他“劉老師”。工作和私人生活我分得比較清楚。我希望他把我看作是導演而不是他的女兒。最後,我請他為我改寫劇本,他同意了。

你擔心過他會拒絕嗎?

當然擔心過。如果我沒法給他留下“我確實準備好了”的印象,他就會拒絕。幸運的是,我確實準備好了。

作為藝術家,父親對你有什麼影響?

我從父親那裡學到的是“觀察”。他教會我體察情感和細節,不該玩世不恭,而應帶著柔軟和感性的視角。我最大的樂趣之一是坐在他的身邊,觀察人。此外,我也繼承了他的責任心。因此,對於我們倆的對話,我也是做了一絲不苟的準備。

你的父親在《一句頂一萬句》中也有精彩演出。他飾演的是牛愛國姐姐的相親對象。不過這個角色迂腐得有些可怕,在飯桌上一直談尼采、蘇格拉底和孔子的各種教條。你為何給父親安排這樣一個角色?

這倒不是我的安排,是製片方決定的。十年前在馮小剛導演的《甲方乙方》中,父親和牛愛國姐姐的飾演者劉蓓演過對手戲。他們當時演的也是一齣相親的戲。我父親飾演的是一位剛被女友拋棄的年輕人,劉蓓飾演的是一位阿拉伯公主。《一句頂一萬句》中的相親也算是十年暫別的重逢吧。

你的父親為馮小剛導演寫過很多劇本,最近一部作品是《我不是潘金蓮》。因此,我們有時會在中國媒體中得悉,馮小剛是你的偶像。是這樣嗎?

這正是我想說的。我在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中擔任場記,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參與拍攝大型製作的影片,從中積累了很多實踐經驗。這個經歷擴闊了我的眼界,讓我從此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看待電影。

未來你還會和父親再度合作嗎?

有可能。我將在2017年著手拍攝我的第二部電影。實際上我確實很想拍攝父親的另一部小說。這本書還未出版,不過,我已預先拜讀了。這個故事比他之前的小說要複雜得多,橫跨幾代人,延伸多個城市。

你已經和他談過了嗎,他同意了嗎?

還沒有呢。我得先好好準備如何回答他的問題。這還得要一段時間。

你認為,和父親的合作會對你的事業有幫助嗎?還是說父親的名聲是一種負擔?

我不覺得父親的名聲是一種負擔。如果不是我的父親,我不會像現在這樣有創造力。我作為導演與他合作,只是努力將我的工作做到最好。

憑藉短片《門神》,劉雨霖獲得2014年奧斯卡銀獎(學生單元)。《一句頂一萬句》該中國導演的電影長片處女作。二十九歲的劉雨霖是著名作家劉震雲的女兒。她曾在紐約大學修讀導演專業,現在生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