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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吃
菜單裡的宣傳單張

“天津飯店”的明信片
“天津飯店”的明信片 | 來源不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餐館是柏林中國留學生的聚會場所,也是政治活動的地點。

作者: 伊莎貝拉·丹尼爾(Isabelle Daniel)

  柏林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區康德大街(Kantstraße)是中餐館的聚點——柏林的中餐館應該有400家以上。康德大街至今享負盛名,有其歷史淵源:1923年,首都第一家中餐館“天津飯店”(Tientsin)在康德大街130b號開業。早前兩年,漢堡就已經有一家北京飯店開張——當時一本旅行指南稱之為德國“首家且唯一一家”中餐館。

  柏林當地媒體稱天津飯店的老闆為“溫先生”(Herr Wen),他把餐館開在這裡絕非巧合:二十年代來柏林求學的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住在環境優雅的康德大街附近,租住中上階層市民的居所,達格瑪·于-登布斯基(Dagmar Yu-Dembski)如是說。于-登布斯基是柏林自由大學孔子學院負責人,撰有數本與中德關係相關的書籍。她本人的身世和柏林中餐館的歷史緊密相連:其父于漢民(Hak-Ming Yu)接手史特加廣場的廣東飯店(Canton),是戰後最早的中餐館之一;不久後開辦香港吧(Honkong-Bar),成為五十年代柏林名流的聚會場所,因而揚名。

  于漢民也是二十、三十年代前來柏林求學的家境優越的中國年輕人之一,和同鄉們——依照各自飲食偏好——在天津飯店或南京飯店(Nanking)聚會。于-登布斯基說,“中國北方來的學生更喜歡去天津飯店,那裡有典型的北方菜,像我父親這樣的中國南方人喜歡在南京飯店聚會,主要是搭配米飯的菜品。”根據1927年“中國學聯”(Vereins Chinesischer Studenten)的名單,至少有500名學生,其中大多數都在離康德大街不遠的柏林科技學院——今天的柏林工業大學——學習工程學,吃得起于-登布斯基口中“非常高檔的天津飯店”。天津飯店憑藉白色桌布和身穿白色燕尾服的(德國)侍應,與周圍的餐館一同躋身德國上流社會之列。“真正的中國人”只在廚房裡工作,報紙上眉飛色舞地寫道:溫姓老闆成功聘請到了柏林中國大使館的廚師,人們在飯店裡當然是用筷子吃飯。《柏林日報》1925年六月的一篇報導形容這家飯店的麵條“也符合歐洲人的美學和腸胃”,在評論員眼中既高檔又充滿異域風情。

  然而,據《柏林日報》,出入天津飯店的亞洲男性多數都有美麗的德國女性陪同。于-登布斯基說,天津飯店的德國客人中有不少學者和藝術家,“畢竟天津飯店在二十年代是柏林所有亞裔的集散地:中國人、蒙古人、印度人、日本人。”隨著中日兩國關係的緊張,情況發生了改變。到了三十年代早期,康德大街沿路不僅有其他中餐館相繼開業——1931年增至8家——還有兩家日本飯館。1932年4月,兩家日本飯館遭到攻擊:一群中國年輕人用鋪路的石塊打碎了餐館的玻璃,留下了印有反對“日本無賴打劫”標語的宣傳單張。

  特別是自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及隨後日本開始侵華,柏林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作出政治抗爭。達格瑪·于-登布斯基在採訪威瑪共和國及納粹執政時期生活在柏林的一些親歷者時發現,這些人“一般對德國政局漠不關心,但是對中國家鄉的政治局勢更加感興趣。”中國學生幾乎全部來自高級知識份子家庭或者有錢人家,大部分都是“愛國主義者”。他們有些組織成為小型激進分子群體,出版反日中文報刊《Kang-Ti》並在中餐館傳播開來。于-登布斯基說,“在天津飯店,客人甚至常常發現菜單裡夾雜著反日報紙。”此外還有幾家中餐館拒絕日本食客入內。

  小說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逃離納粹統治之前是天津飯店的著名常客之一,她肯定也注意到這一點。西格斯——也是德國共產黨黨員——受到天津飯店政治討論的啟發,在1932年的國際主義小說《同伴》(Die Gefährten)中描述了在餐館聚會的中國人,這家餐館的門上掛著寫有“日本人與英國人敬請注意,您的安全在這家飯店裡無法得到保障”字樣的牌子。

  自從天津飯店開張以來,二十年代康德大街沿路建立的中餐館都沒有活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餐館老闆們被納粹黨徒百般刁難;就像戰時居住在柏林的很多中國人一樣,他們也因所謂的“戰爭經濟罪”(Kriegswirtschaftsverbrechen)而身陷險境,于-登布斯基說。天津飯店最終毀於一次轟炸。

  戰爭的結束對柏林的中餐來說也意味著“零點時刻”(Stunde Null) 。戰後建立的餐館不再是學者之間——以及文化之間交流的場所。許多曾經在柏林留學的中國人都回應毛澤東在祖國的召喚,在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早期離開了德國。加之德國社會在納粹時期因為對猶太人和異見分子的迫害而分崩瓦解:納粹執政之前,由中國學者和德國藝術家、思想家之間建立起來的圈子在1945年後幾乎不復存在。屬於天津飯店著名客人之一的安娜·西格斯是1945年之後重返德國的少數猶太思想家之一。

  1947年以後,柏林的中餐館開始以德國顧客為主打對象。從菜單上就能看得出來:中國菜為了迎合德國人的口味而作出改變。戰後初期中餐館面臨有限的條件,不得不另謀出路:在當時的德國是買不到醬油的。中餐館的廚房因此重新採用備受喜愛的德國產品。于-登布斯基說,“我至今想起父親忙碌一天之後回家的時候,鼻子裡還是能聞到他身上德國美極鮮調味料的氣味。”

  如今,雖然柏林的中餐十分多元——康德大街以外亦然——,但是德國中餐館仍然為人詬病,被認為不夠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