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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人
第三帝國期間的中猶夫婦

1933年希特拉上台後,仍有約三千名中國僑民居住在德國,他們當中有人曾嘗試拯救被納粹迫害的猶太女性。這段歷史今天卻鮮為人知。

作者: 伊莎貝拉·丹尼爾(Isabelle Daniel)

  關於二戰期間中國人與猶太人的關係已有大量記載。然而,一直以來關注點幾乎只集中在1938年後猶太人流亡上海的歷史。事實上,生活在第三帝國的中國人與猶太人也曾有往來,當中包括一些中國男人與猶太女人之間鮮為人知的婚姻。

  納粹統治時期,儘管德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異族通婚”沒有被明文禁止,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雖然這方面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旨在‘保護德意志血統’的立法同時也適用於中國僑民”,對德國人與華人之間的婚姻有過深入研究的柏林自由大學孔子學院院長余德美(Dagmar Yu-Dembski)說。與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戀愛不同,中國僑民與德國公民的伴侶關係沒有被視為“種族恥辱”,而是被作為“違反公共秩序”的不法行為加以懲戒。

  納粹時期,德國公民與外籍僑民之間的婚姻申請由第三帝國外交部轄下的政治司和法務司統一受理。政治司檔案室現存所有結婚申請人的身份幾乎全部都是非猶太裔德國女性和中國男性。但是,從1942年秋,滿洲國政權委派的駐德總領事Wang Te Yin和第三帝國外交部政治司東亞分部總領事海因里希·貝茨(Heinrich Betz)之間的一系列通信可以得知,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曾陸續有一批中國人和猶太人向納粹當局提出結婚申請。

  中國領事館方面曾向德國外交部發函徵詢中國人與猶太人之間是否允許通婚事宜,1942年9月貝茨在回函中稱:“根據以往經驗,德國人與異族外籍人士締結的婚姻關係大多沒有好的結局,因此原則上政府並不鼓勵此類婚姻。加之在涉及猶太人婚姻方面,屢屢有猶太人嘗試藉此手段實現財產轉移及獲得伴侶國家國籍之目的,對於上述企圖德國政府概不姑息。”

  事實上,納粹時期中國僑民和猶太人通婚的動機有很多種,可以從以下三個截然不同的案例中得到印證。

瑪利亞·亞洛維奇和林樹嘉

柏林,1935年:中華民國將駐柏林的公使館,選帝侯路堤218號 柏林,1935年:中華民國將駐柏林的公使館,選帝侯路堤218號 | Bundesarchiv (Federal Archive), Bild 183-M1115-508 / CC-BY-SA 3.0   四十年代初,猶太教區內外風傳這樣一個消息:猶太女子嫁給中國男人就可以申請中國護照,進而免於遭受納粹迫害,甚至還有機會移居國外。瑪利亞·亞洛維奇(Marie Jalowicz)也收到這個消息。1942年春,由於納粹的嚴苛限制,柏林處境險惡,卻仍居住了近八萬猶太人,二十歲的亞洛維奇便是他們當中的一人。短短一年後,將猶太人從柏林運送到集中營和滅絕營的計劃大多已近尾聲,此時猶太教區只剩兩萬七千人。

  走投無路的瑪利亞·亞洛維奇抱著最後一線希望來到新雅各大街(Neuen Jakobstraße)的一處住所。之前她曾聽說那裡住著許多中國人。應聲開門的果然是一個中國男人。這個名叫林樹嘉(音譯,德文名“Shu Ka Lin”)的男人明顯要比瑪利亞年長,1906年在中國出生,1933年來到德國。時隔幾十年後,瑪利亞·亞洛維奇-西蒙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儘管已經在當地生活了近十年,他的德語卻仍然說得磕磕絆絆——在納粹時期,被邊緣化的中國僑民與德國主流社會之間幾乎沒有往來。儘管如此,林樹嘉還是對瑪利亞提到的傳言有所耳聞。“要想假結婚得付我四萬馬克”,他對瑪利亞說——“我不記得確切數額了,只記得那筆錢對我來說是個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多年後她回憶——不久後,林樹嘉終於作出讓步,表示願意和她結為“真正的夫妻”,不收取任何報酬。

  然而這個願望最終並沒有實現。德國當局拒絕為瑪利亞·亞洛維奇開具婚姻許可,兩個人於是很快便分道揚鑣。就在瑪利亞在結識林樹嘉短短幾個月後,她在千鈞一髮的最後一刻逃過了被送往集中營的噩運:因為躲藏在地下室裡,她成為大屠殺的倖存者。林樹嘉在1942年6月被捕。直到1943年8月,他仍被關押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他的哥哥林清君(音譯,Lin Tsin Juj)曾寫信給外交部要求開釋,他最終獲釋是否與這封信有關,以及他的被捕是否和瑪利亞·亞洛維奇有關,根據現有的零星資料已很難查證。但後者至少有一定的可能性。

  林樹嘉屬於戰後選擇留在德國,沒有返回原籍的少數中國人之一。1967年,他死於不萊梅港,享年61歲。

格特魯德·朔恩菲爾德與盛克謝

  相比之下,格特魯德·舍恩菲爾德(Gertrude Schönfeld)與盛克謝(音譯,Tscheng Ke Tsei)的結局卻要悲慘得多。這對在維也納生活的夫婦育有一子,名叫蘭瑟·朔恩菲爾德(Ranse Schönfeld),於1941年12月14日出生。1942年初,格特魯德和盛克謝向有關部門提出結婚申請。中國大使館為舍恩菲爾德開具了國籍證明,證明其具備與盛克謝結婚的條件。在舍恩菲爾德向德國當局出示該份證明後,第三帝國國家安全總局主管部長、大屠殺的主要組織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本人親自出面進行干預。

  “我認為這份證明是偽造的,”1942年6月艾希曼在寫給外交部的一封公函中稱。他又繼續寫道:“猶太人舍恩菲爾德一直以來都持有德國國籍,在我下令遣送她和她於1942年12月14日出生的孩子之前,請告知我外交部對此事的態度。”

  1942年9月14日,格特魯德·舍恩菲爾德和她的兒子被蓋世太保從位於維也納格羅申-施佩爾街(Grossen Sperlgasse)的住所強行帶走,之後被押往瑪麗·特羅斯特內茲滅絕營(Vernichtugnslager Maly Trostinez, 位於白俄羅斯明斯克郊外)。短短四天后,母子二人便慘遭殺害。在艾希曼寫信給外交部後不久,盛克謝也下落不明。

夏洛特·陳(原姓蘭德斯伯格)與陳亭玉

  已知納粹時期中國人和猶太人成功結婚的唯一一個例子,同時也最具神秘色彩。在位於柏林赫爾街(Heerstraße)的猶太公墓裡矗立著一塊墓碑,上面鐫刻著夏洛特·蘭德斯伯格(Charlotte Landsberger)和陳亭玉(音譯,Ting Yu Chen)夫婦二人的名字。據余德美講述,這對夫婦在四十年代完婚,蘭德斯伯格因嫁給中國僑民而免於被送往集中營。他們是如何登記成功,以及夏洛特·蘭德斯伯格與來自中國浙江青田縣的基督教徒陳亭玉是如何認識的,或許永遠都是一個不解之謎。根據四十年代中國領事館和德國外交部的往來函件所提供的零星線索可以推測,在這一點上他們和許多不為人知的中國人和猶太人夫婦有著相同的命運。

  資料的不完整是以上三個案例的共同點。檔案的殘存狀況更是加大了研究的難度。能為此提供協助的主要是親歷二戰的歷史見證者以及中國人和猶太人夫婦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