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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和我們的生活
他打了 10 年工,還是沒想明白打工一族的生活何以至此

煉鋼廠
© colourbox.com

通常被認為是園林城市的蘇州,工業化的一面往往被人忽略。“沈巷村”,便是工業化蘇州的縮影。

作者: 劉璐天

    桂林人全桂榮瘦瘦的,照相嚴肅,人前愛笑。37 年人生中,有 10 年在打工,10 年在經營打工者慈善機構「星星家園」。他心裡一直有兩個困惑:為什麼打工一族的生活是這樣?出路在哪?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答案。

    這場打工之旅從 1999 年、全桂榮初中畢業兩年後開始,輾轉廣東、浙江、福建和江蘇。其中還穿插著一些小風波,比如陷入傳銷騙局,或因暫住證的問題蹲派出所。回想起來,全桂榮覺得自己可以說「什麼樣的地方都住過,什麼樣的工都過」,不過大多時間不長,以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為主。這往往意味著每天 12 小時的工作時長,糟糕的工作環境,變化不大的薪水,以及無法穩定下來的生活。

    他用一句話總結了這 10 年生活:「好像不管你在一個地方工作多少年,這個地方都不會屬於你,你都只是一個外來的過客」。

    2009 年,全桂榮在勞工機構的協助下聯絡香港非營利組織樂施會,在蘇州市木瀆鎮沈巷村找到一間約 60 平米、年租金一萬多的房子,創立了「工友家園」。平日供住在附近的工人交流娛樂,同時也提供工傷、討薪方面的法律援助。常駐員工除了全桂榮自己,還有「小葉」和「花姐」。「小葉」負責法律諮詢,「花姐」負責服務女工。2013 年,「工友家園」在蘇州市民政局正式註冊為「蘇州星星家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

    沈巷村流動性大,「星星家園」是屬於工人們的少有的公共空間。來的人都叫全桂榮「小全」,彼此稱呼也多是這個格式,在姓氏前加個「小」。這麼一叫,即便互不相識,也願意放下戒備,坐下來聊幾句。

    房子的後部是乒乓球室,牆上掛著兩把結他;前部則是圖書室,正中間擺了一張長木桌子,圍著幾個條凳。書有外國文學、中國文學,也有些實用性較強的技術課程學習手冊。

星星家園 星星家園 | 作圖:林玉堯 | © 好奇心日報     全桂榮在沈巷村「東西南北都住過」。對他來說,換住處變得更像某種考察,而文學是表達和記錄的主要途徑。

    他分享給《好奇心日報》一組短詩,標題為《六平方的出租房》,其中第一首寫到:“240 元的房租/一元的電價/每月十元的水費/是六平方的身價/一張床、一張小桌、一扇小窗、一扇門/一盞白熾燈/一包衣服,幾個衣架/是我暫時所有的家當。”

    文學對全桂榮可能也是一種開解。他聊起過去幾年一直在寫的一本小說。寫得多時,一天可以寫六千字,都是關於自己在深圳一家手機鍵盤工廠裡打工的經歷,「我在那裡從普通員工做到助理工程師,看到很多東西,感覺有比較完整的東西可以講」。比起發表的慾望,這更多是對心裡的疑惑有個交待。

    他還反復提到,想寫一部關於沈巷村前世今生的「民族 誌」,重點在工友狀況方面,但總覺得個人能力不夠,想找人請教,找人類學和民族志方面的書來讀。

    慈善機構的經營一直比較困難。2016 年 4 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境外 NGO 在國內開展活動必須向有關部門備案或登記,資助慈善機構的程序也更為繁瑣。在蘇州工業園區勝浦鎮經營「啟點社區服務中心」的羅長發告訴《好奇心日報》,從這以後找資金也變得更困難了。去年給「啟點」提供資金的是主要關注流動人口的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有 30 、40 個機構申請,最後通過了 8 個。

    全桂榮也面臨類似的困境。提供項目資金支援的香港樂施會今年將資助下調了約 30%,全桂榮打算不再從「星星家園」申領薪酬,回到工廠打工。這背後的另一個考慮是,他的家庭最近也遇上一些變故:孩子剛滿一周歲,去年岳母因突發腦溢血去世,今年岳父則被驗出腸癌,每月醫藥費至少一萬,另外需要月供 3800 元的房貸。

    提到這個,全桂榮口氣平淡,“上有老下有小,是挺煩的。”

年輕的全桂榮(右)和室友 年輕的全桂榮(右)和室友 | © 好奇心日報 我們用口述的方式記錄下了和他的對話:
「感覺像回到舊社會一樣」

    我1997 年初中畢業,在桂林老家農村待了兩年,就去廣東普寧打工了。

    普寧到處都是織布廠和制衣廠,家庭作坊居多,小的就一兩人,大的也才十幾人。去到廠裡以後才發現,當普通工人還真不容易。原來覺得普通工人的定義就是,除工作外,還有自己的業餘生活或者學習空間。但實際不是那麼回事,就像以前的包身工一樣,除了工作、睡覺,就只有工作、睡覺,沒有什麼時間學習或者娛樂,感覺像回到舊社會一樣。

    我那時候先去做的織布工,每天 12 個小時,不分白天黑夜。做了一個禮拜,就不想幹了。雖然那時候的工資其實還行,剛開始已經有四五百塊錢。同一個工廠的工友說,哎,你再忍一下,適應了就好。的確忍一忍就覺得沒那麼苦了,但留下來之後還是非常壓抑。你會想「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啊,我們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為什麼我們工人的狀況還這麼糟糕?」會很納悶,覺得這樣工作和生活,自己就像工具一樣。

    發了第一份工資——工資不是全發,老闆大部分扣著,一個月就發一兩百塊錢,相當於生活費——我去買了一本書,《魯迅全集》。只花了十來塊錢,後來發現是盜版的。我以前就對文學很感興趣,魯迅寫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還有很多針砭時弊的散文,就想瞭解一下他為什麼會這樣說,這樣寫,我經歷的可不可以也這樣寫,我們的這種狀況怎麼辦。我還買了一些高中課文去學。就是迷茫和焦慮,以前沒有出來,真覺得工人的狀況應該還好。

    有些老鄉在中山和東莞打工,比我還糟糕,有的人一個月工作下來才拿一百多塊錢。但回家種地更掙不到錢。90 年代在老家農村很難賺錢的,上初中的時候我交了一些筆友,我們家裡窮到零花錢連買郵票寄信的錢都沒有。家庭負擔也很重,我記得那幾年,我哥哥結婚要花錢,蓋房子又要花錢。

廣東普寧 廣東普寧 | © 南方論壇     普寧工廠老闆一般都包吃包住。工人住宿比較典型的一種,車間和宿舍是一體的,用木板或膠合板隔開。那種一般很窄,上下鋪再加個小過道。另一種是住在老闆家的空房,一般有待裝修。還有是和其它工廠的工人住在一起。

    我在普寧換過五六個廠,住宿也跟著換,這三種都住過,最短的只幾個月,最長的有兩年。在這裡住宿沒什麼隱私和自由度可言,而且老闆可以隨時叫你起來幹活,半夜來了棉紗就把你從床上揪起來。

    第一個廠條件尤其惡劣。床離機器不遠,車間大約有 100 平方米,人住的地方只佔 10 平方米,旁邊廁所和廚房靠在一起。

    在廚房裡負責做飯的是老闆的老爸,那個老頭很小氣。我們上夜班得吃夜宵,一般是煮晚飯時留一點剩飯剩菜給我們自己炒,但煮剩下的菜、肉、油,老頭會藏起來。我們一直知道,但不屑翻出來。有次他把油藏到垃圾堆裡面,第二天發現裡面爬滿了螞蟻,他不倒掉,把油化掉、用紗布把螞蟻過濾掉,接著拿來炒菜給我們吃。一個江西工人很生氣,說「不吃了,要倒掉」。我很餓,想想也沒有親眼看到,還是吃了。

廠房與住宿一體的家庭式作業 廠房與住宿一體的家庭式作業 | 作圖:林玉堯 | © 好奇心日報     1999 年到 2000 年間特別焦慮,在那個廠一年多我就忍受不下去了,覺得這個社會很黑暗。工人的狀況很糟糕,城市的治安狀況也很糟糕,經常有打架、槍戰的事情。有次離我們的廠不遠的地方,市政府出動了幾百號警力去抓販毒的人,結果一個都沒抓到。有些派出所的所長,聽說還是花錢買的。

    我們晚上都不怎麼敢出去。怕治安差,另外也是怕抓暫住證。

    我被抓過兩次。有一天我上夜班,中午爬起來吃了個午飯,想出門散散步,就穿著拖鞋懶懶散散地在馬路上走。突然有輛貨車刷地在我面前斜插過來,停住,駕駛室的門嘩一下打開。我當時很奇怪為什麼這車要攔住我,就繞過去繼續走。車上躥下個人一下抓住了我的肩,我使勁反手甩掉,問他「你幹嘛?」「查暫住證的!」我一下就蔫了。

    當時派出所都用廂式貨車改裝成「豬玀車」,後面的大貨箱開個小窗子用來透氣。後門打開一看,上面已經有一二十個人了,陸陸續續裝了有二十來號人,在貨廂裡只能站著。有的人有暫住證,但被抓的時候被撕了;還有兩個是從廣東別的地方來看朋友的,被問「你來這裡多久了」「三天了」「三天了,為什麼不辦暫住證?上!」

    派出所的臨時看守所裡有個水泥通鋪,最裡頭有個便池,二三十個人就在這二十來平方的地方等人來贖。我從下午兩三點蹲到晚上 10 點。下午五六點的時候獄卒就拿著一個鐵桶來敲敲打打,「開飯了開飯了」,稀飯,30 塊錢一餐,「你們吃也得花錢,不吃也得花錢」,拿起一摞黃色搪瓷碗放在門口。當時好像沒一個人要吃。

    有個人抓住不銹鋼門嚷「放我出去」,被抓出去一個多小時後再回來,就老實了。雙手手腕處紫了一圈,說是被用手銬銬住,吊了一個多小時。到晚上 10 點鐘,我們老闆來贖我,花了 150 來塊錢,說是因為本地人所以打了半折。

    我那時候很幼稚,也挺純真的吧,覺得我的心靈還是很純淨的,不想餘生在這麼黑暗骯髒的社會裡面度過,所以想結束自己,去自殺。聽四川老鄉說,西藏的雪山很聖潔,我就想要去聖潔乾淨的地方死。當時誰也沒告訴,覺得沒人會理解,就跟同廠的堂弟說,如果老家人問起,就說我去廣州了。

    10 月左右,從廣州到昆明,再到拉薩。以前交通不方便,旅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到昆明之後,只能坐汽車,一段一段路地坐。那時候死都不怕了,就有點自虐。我在荒山野嶺睡過兩個晚上,想著凍死算了。有個晚上找了個灌木叢,把所有衣服穿上,還是在打哆嗦,凍到晚上兩點多還是沒死,一摸身上衣服都凍僵了,臉上只是有點濕。想著還是先起來走吧。

    最開始我還能摸到路, 但路上有修路工的工棚,裡面的狗叫得很凶,想到會不會是藏獒,被咬得不死不活就慘了,於是就從荒山野嶺上去。走到六七點鐘摸到一個鎮上,坐上一輛拖拉機往前走了一段,又接著徒步。在荒山上過夜,旁邊河水嘩啦啦響,我就想到看過的鬼故事,想到水葬;旁邊灌木叢裡也窸窸窣窣的,不知是什麼東西,一晚上迷迷糊糊沒睡好。 

    終於攔到一輛計程車,司機問我幹嘛的,我說去昌都找哥哥,哥哥在做建築工。我留了個心眼,身上還剩幾百,但跟司機說只有 50 元,他最後收了 30 塊錢,帶我走了 100 多公里。到昌都,又從昌都做中巴到拉薩,走了七八天,每天發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晚上所有人只能睡在車上,都抱著行李,擔心車匪路霸,這讓我想到莫泊桑寫的《羊脂球》。

    到拉薩三四天,我又猶豫了。就在這裡結束自己嗎?結束自己,外面的社會會改變嗎?會不會是因為視野太狹隘、知識太有限而不能解答我的疑惑?如果真想死,哪裡黃土不埋人,何必專門跑去雪山?我就不想死了,坐火車去了西寧。

「天下烏鴉一般黑」

    在西寧,我待了一個多月。做過家政工、工藝廠雜工、中介。我和西寧一些鄉下小夥子去家政公司找工作,經理是湖北人,最後留下了我,可能覺得我比本地人好管理,讓我擦玻璃。不過做了十幾天這個家政公司就倒閉了。

    這裡不包吃,住是去蹭其他擦玻璃的人租的民房,在樓梯下面放著一張床,零下十幾度,只蓋一床毛毯。有次好久沒洗頭,熱水要花錢,我就用冷水洗了個頭。洗完沒走幾步,一摸頭都是硬的。可能也是年輕,感冒了幾天,沒吃藥就好了。

    後來我想了下,覺得西寧的打工環境差,還不如回普寧,環境更熟悉,相對穩定,工資也更高。但那時候已經身無分文了,有段時間三天只花了 10 塊錢,還是問人家借的。我去西藏之前給家裡匯了 1000 元,為了從西寧回普寧又找家裡要回了 700 元。想起來很愧疚,出來 20 來年沒怎麼給家裡匯錢,匯了次 1000 元還要了那麼多回來。

    回普寧以後,我一直想其他地方會不會有更好的收入、環境,讓打工一族更有尊嚴一點,但是一直沒有發現。深圳、中山、陽江、惠州都去過,每去一個地方就覺得心又被傷了一次,雖然一直想穩定。我二哥批評我,說天下烏鴉一般黑,說我不到黃河心不死。

    在廣東待了好幾年之後,我就覺得好像不管你在一個地方工作多少年,這個地方都不會屬於你,你都只是一個外來的過客。

    2004 年左右,我跟我二哥、族弟聊到回家做種養殖,包了個魚塘養鴨養魚。我們幾個也很拼命,但做著做著又覺得很迷茫。我和家裡的思想觀念有點不一樣了,之前讓我能夠付出生命去行動的疑惑也沒有解決——為什麼我們的生活是這樣呢?打工一族的狀況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我待了三四個月,有天拿個塑膠袋,帶了幾件衣服和幾百塊錢,又出來了。感覺很決絕、很悲壯。

    出來就直接去廈門了,當時想廈門也是經濟特區之一,會不會情況會好一點。在那裡待了一兩個月,打了好幾份工。印象最深的是機場附近的一個傢俱廠。廠裡有一兩百號人,我做雜工。工作強度很大,操作的機器也很危險。傢俱廠很多切割機,直接拿原材料去鋸,沒有安全措施。很多工人被拖欠了兩年多工資,就陷在這裡。如果去告,老闆可能就跑路了,即使拍賣機器也不會有多少錢。

    我覺得這裡沒有出路,對身體也很不好。掃完地,漫天的灰塵,前 10 口痰都是黑的。幹了一周就走了,沒要工錢,感覺去勞動局告不一定有結果,為了這麼一點小錢不值得。但心裡很鬱悶,站在員工宿舍裡盯著窗戶看了好久,一拳過去把窗戶打裂,手磕破了,但也算是發洩了。

    中間我還被騙了兩次去做傳銷。第一次是去陽江那邊,說工作環境好、工資也可以,去的時候就發現是做傳銷的,待了一個禮拜,逃出來了。第二次是 2005 年,有個初中同學在惠州博羅縣,說廠裡在招工,我過去一看發現又是傳銷。在那裡待了一兩天,想把初中同學也帶出來,沒想到他完全被洗腦了,硬說這不是傳銷,是新型行銷。我們大吵了一架,他們把我關在房間裡,讓「講師」輪流給我「上課」,從上午九、十點上到下午三、四點,覺得說不通,在鬧市區也不敢怎麼樣,就把我放出來了。

    那五六年的感覺像一直在個圈子裡,繞不出來。

    在普寧又做了一段時間,2005 年下半年回桂林學了半年電腦。我之前經歷的都是家庭小作坊、小企業,深圳、東莞的大企業、工廠接觸不多,在大工業化生產下的工人狀況是怎樣的呢?2006 年 4 月,就想去東莞、深圳的大企業體驗一下。

    先是在東莞一家幾千人的文具廠打工,工資也是六七百,給資料夾的金屬配件部分鍍鉻。廠裡用的化學製劑有鹽酸、硫酸、硝酸、氰化鉀,很多工人得皮膚病。我是負責”跑缸“,拿做好的產品放到六個清水缸裡挨個漂洗。這家工廠最誇張的是 24 小時兩班工作制,即工作 6 小時、休息 6 小時,循環往復。很要命,你永遠睡不飽。

    後來去深圳,我到一家玩具廠做了半年,做噴油工。一個月八九百工資,一天按噴槍要按兩三千次,早上起來手都伸不開。後來還做過移印工,說是廠裡最好的工作,其實就是坐在那裡印東西。有個小青年最開始產量是每天五六千,他八小時就幹完休息了;主管加到七千,他八小時又幹完了,主管接著加。總之就是逼著你加班。

    我還去深圳送過牛奶、送過快遞。印象比較深的是送牛奶。騎單車,三天兩頭爆胎,爆了胎得要花雙倍力氣才踩得動,早上五六點鐘沒有修理鋪,只能硬著頭皮踩。

「打工一族可以有什麼樣的出路?」

    2007 年,我進入深圳一家做手機按鍵的公司,這算是遇到過的最好的一份工作。五六百人的工廠,我最開始做品檢,後來成為助理工程師、實驗室主管,也算是中層管理。那時普通員工的工資 1000 元左右,我每個月除吃住外,工資近 2000 塊,五天工作八小時,比較輕鬆。在廠裡也有個比較中意的女孩子。

    這時候有個慈善機構的人跟我提到一個實習計劃,每月 800 元補貼,可以到一些勞工機構學習,學成後可能還是回工廠。我當時猶豫了好幾天,最後還是想再給自己一次機會,看打工一族群體可以有什麼樣的出路,所以花了半年時間在全國各地的勞工機構實習。

    那段時間其實也很迷茫,比如我經常會想,全國打工一族有近 3 億,一個機構只能服務一個片區,這種幫助對我們群體能有多大。

    2008 年,我聽說蘇州的工廠待遇不錯,於是到蘇州來打工觀察。最初在一個噴塗廠,給電視機外框噴漆,也是 12 小時工作制,做了幾個月,勞動強度很大。一個月八九百塊。

    蘇州的公司很少包住,要自己找房子。在噴塗廠時,我在集宿樓住過一兩個月。住的地方叫「新市民服務中心」,當時看到還覺得很好奇,「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又是新市民,又是服務中心。」

新市民服務中心 新市民服務中心 | © 好奇心日報     去了以後才發現和東莞、深圳那邊的員工宿舍很類似,記得有五層,全部住滿的話將近 7000 人。集宿樓模式都差不多,最少的有四人間,四個上下鋪架子床,最多的是 10 - 11 個人住,我後來看建設標準是每間 32 平方米,帶一個小陽臺、一個衛生間,有的可能有單獨的淋浴間,每個床位一個月一百塊。

    我看到媒體報導,說這「提升了農民工的居住尊嚴」,很納悶。這怎麼就提升了,就是一般的員工宿舍。

    集宿樓有個很不好的方面,我當時住的房間,8 張床位上住得了 7 個人,都是不同公司的員工,有個是網吧網管,有個在華碩工作。大家的上下班時間都不一樣,好像總是有人進進出出,有人洗漱、有人睡覺、有人上班。

    有個人和我對床,總是半夜 12 點回來,早上 6 點就起來上班了,而我是早八點對晚八點,所以我們很少見面說上話。那個網管是中午 12 點到晚上 12 點,華碩那個是早七點到晚七點,但離得遠,所以五點就得起來,晚上九點才回。我睡得不太沉,老覺得被吵醒。

全桂榮在新市民服務中心的宿舍 全桂榮在新市民服務中心的宿舍 | © 好奇心日報     後來換到另一個小電子廠工作,我就搬到了萬楓家園,是那種三室一廳的回遷房社區,衛生條件比民房稍好些,但比不上普通的商品房社區。300 左右一個月,不過住得不久。

    2008 年底,我想結合自己對文學的興趣辦一個工友圖書室,就到沈巷村找了個地方,二樓臨街,一年才一萬多,除夕那天自己在這裡屁顛屁顛地安裝電線、書櫃什麼的,晚上就住在圖書室裡,打個地鋪。中午 12 點半開到晚上 9 點半。來的人越來越多,才到附近租房住。

    沈巷村的東西南北我都住過,也是想體驗一下這裡民房的住房狀況。最好的、也是住得比較久的一個有三年,在西邊一個後院的三樓,一層有 6 間房,我的房間 10 平方米左右,320 元一個月,有窗,採光不錯,破床、破桌還有個破櫃子。

    整棟樓只有兩個廁所,在前院,要先從後院下樓,再去前院的陽台。 陽台裡有淋浴間,房東當時吹牛說「整個沈巷只有兩三家有淋浴間」。這兩個廁所給我印象深刻,不管你去哪一個,回來身上肯定都有一股臭氣,半小時之後才散得掉。

    那時候我和現在的妻子、當時的女朋友在圖書室認識不久。她是志願者,常州人。我們一起去北京出差,她聊起父親原來也是普通打工一族,我們從那以後開始慢慢熟悉起來。她偶爾來這裡住,就很抗拒上廁所。

全桂榮住了三年的房間,也是他在沈巷村住過條件最好的一個 全桂榮住了三年的房間,也是他在沈巷村住過條件最好的一個 | © 好奇心日報 全桂荣住了三年的房间,也是他在沈巷村住过条件最好的一个 全桂荣住了三年的房间,也是他在沈巷村住过条件最好的一个 | © 好奇心日报     我還住過一個四面沒有窗戶的房子,在二樓,只有四到五個平方,除了一張床就沒什麼空間了,一個月 260 元。白天不開燈也伸手不見五指,隔板房也特別不隔音,彼此的動靜都聽得很清楚。冬天取暖就是用體溫暖被窩,「小太陽」用處不太大,很乾燥而且很費電;夏天空調也費電,就只有熬,席子是燙的,一晚上擦幾遍,但水很快就蒸發了。有個搞笑的說法,是得在床的四角放盆水,把四肢浸進去,才能解暑。

    後來我找到一個一層的房間,靠著巷口,後面還有一小塊空地,看上去挺愜意。住進去才知道,沒想到那麼潮濕,從四五月住到八九月,書如果十天不翻就發黴了。下午曬好被子,晚上回去想聞太陽的香味,但是一摸感覺都是濕的。衣服如果不拿出去曬,就會發霉。

沈巷村潮濕的一樓房間 沈巷村潮濕的一樓房間 | © 好奇心日報     住到 2016 年底,我妻子快生寶寶,我才離開沈巷村的出租屋。吳江區前幾年房價還沒有被炒起來,我們的房子購於 2014 年,將近 7000 元/平方,實際使用面積約 80 來平方,首付 20 來萬吧,月供 3800 多元。以我的收入來說月供都難搞掂,都是我老婆在供吧。

星星家園這幾年

     2012 年底,有個工友觸動我們一定要做一個流動兒童活動室。

    那年冬天我還住在三層的那個出租屋裡,有天回家洗漱完快十點半了,一個女人打電話給我,第一話就說「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她是安徽人,老公河南的,孩子從小在蘇州長大。因為父母打工,孩子經常換學校和住處,老公對孩子還有家暴傾向,夫妻倆當時因為情感問題到要離婚的狀態。這個孩子在家裡得不到什麼關愛,也沒有固定的朋友,性格就比較孤僻。

    這個在打工子女中很普遍。每一次分別對小孩子來說是很難受的,所以乾脆就不交朋友。

    這個孩子當時才 15 歲左右吧,在社區裡碰到一些小混混,就跟他們混在一起,經常去偷去搶,三天兩頭被員警抓到。員警就找這個安徽女人談話。這個女人找過社區,也找過婦聯、工會,但一個是政府的工作不可能每個方面都涵蓋到,另外她是外地人,從戶籍制度來說,你不是本地人,你的事情可能就不歸我管。她就只能病急亂投醫,來找我。

    我們當時沒開始做兒童工作,只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後來她好像也沒有帶孩子來過,但這個案子讓我們覺得 2013 年必須要開一個兒童活動室。

    那年過完年,我就在沈巷村裡到處轉找地方,後來找到現在的「愛心小屋」。我們底子很薄,我本身也是工友出身,資金來源很緊張,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就到網上求助,在微博上到處@——當時還沒有朋友圈,我是 2013 年 7 月份才有的微信。後來聯繫到蘇州電視台的一個記者,他們當時正好關注流動兒童,就來我們這裡做報導,也連接一些資源。

    轉讓費和房租找到了一些資金支持,但員工薪酬還沒解決,所以我們後來又找到上海聯勸基金會。蘇州電視台做了很多宣傳,我們就在離這裡二三十裡的地方又辦了個「愛心小屋」,那個是村委會免費提供的,現在還在。

    沈巷村這個“愛心小屋”剛搬到圖書室旁邊,因為原來的位置房租漲了,而且地方比較小,45 平米。最開始轉讓費大概是兩萬二,一年房租只要一萬四,去年漲到一萬八。

    我想明年完成一部長篇小說。從 10 年前就動筆了,一直寫寫停停,現在寫了 10 萬字……關於我在深圳工廠的經歷,蠻有代表性的……一直拖著,想明年寫出來。我們在社區裡希望通過文學或者文藝真實地記錄工友的生存狀況,讓大家思考群體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通過作品向社會發出聲音。

本文及图转载自《好奇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