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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時代
昆明流亡記

里本塔爾一家在昆明的寓所前,1942年12月。當時的昆明已經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里本塔爾一家在昆明的寓所前,1942年12月。當時的昆明已經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 圖片來自私人

1939年,三個被迫離開柏林的猶太家庭流亡中國,在一個烽火連天、危在旦夕的城市躲過了大屠殺的浩劫。

作者: 梅希蒂爾德·羅伊特納(Mechthild Leutner)

    發生在1938年11月9日到10日之間的“「大屠殺之夜」後,許多猶太家庭被迫離開德國,踏上逃亡之路,前途未卜。上海成為兩萬多名猶太難民最後的落腳點,當時已被日軍佔領,設有英、法和美租界,在大多數情況下無需簽證即可入境。

    關於猶太僑民在上海的流亡生活已有大量詳實的歷史記載,而鮮為人知的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也曾接納部分猶太難民。三個來自柏林的猶太家庭得到其在中國定居親友的協助,輾轉來到昆明。

昆明:西南地區最重要的抗日根據地

    1939年2月5日,埃里希·蜜雪森(Erich Michelsen)和妻子卡特琳娜(Katharine Michelsen)從柏林滕珀爾霍夫機場出發飛往昆明。當時的昆明,是陪都重慶之外,國民政府在中國西南腹地最重要的抗日根據地。

    「大屠殺之夜」,時年60歲的蜜雪森是數千名從柏林被遣送到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其中一名猶太人。經外交部出面干預,在作出移居中國的承諾後,他於十天後獲釋。

    從1901年起,蜜雪森一直以外交官身份常駐中國。1933年秋,他被任命為德國駐滬總領事,但因猶太身份而遭納粹黨衛隊阻撓,未能履職。被開除出政府系統後,這位在事業上頗有建樹的外交官進入奧圖·伍爾夫(Otto Wolff)開辦的中國公司工作,這間公司從1937年也開始實施「紐倫堡種族法案」。依靠早年積累的人脈,蜜雪森找到了一個來華工作的機會。與所有猶太難民一樣,他們夫婦二人來到中國時除了隨身攜帶的物品外幾乎一無所有。

因猶太身份遭遇解僱和迫害

    1939年2月,律師魯道夫·諾特曼(Rudolf Nothmann)攜妻子瑪格麗特和十一歲的兒子米夏埃爾離開柏林,前往昆明。他們一路輾轉,先乘船抵達香港,之後再坐慢車趕往昆明。在此之前,魯道夫·諾特曼也曾被關進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他的弟弟埃里希從三十年代初就一直在中國工作,設法為他搞到一張簽證,四周後他被釋放。和蜜雪森一樣,諾特曼也因猶太身份而被奧圖·伍爾夫公司解僱。後來他在昆明開辦了Teissier Chine公司,作為「雷諾汽車」駐中國分公司,Teissier Chine對於整個西南地區的運輸事業起著關鍵作用。

    1939年7月,夏洛特·里本塔爾(Charlotte Liebenthal)帶著六歲的兒子瓦爾特從柏林啟程抵達漢堡,登上最後開往遠東的其中一艘郵輪。儘管身為「雅利安人」,她也只被允許攜帶少量隨身物品,外匯則絕無可能。夏洛特·里本塔爾此行的目的是前往昆明與丈夫團聚。瓦爾特·里本塔爾(Walter Liebenthal)是一位佛教專家,早在1933年底他就離開德國,因為像他這樣的「雜種人」在當時已被徹底剝奪學術研究資格。北平淪陷後,他藉以安身立命的事業也毀於一旦。與其在北京大學的同事和學生一樣,他也隨校南遷,來到未被日寇佔領的西南腹地。

日日遭受轟炸的城市

    昆明地處海拔兩千多米的雲貴高原,氣候溫和,這座四面城牆環繞的城市仍然保留著十分傳統的建築樣式與生活方式,它同時也是一個多民族混居的城市,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除漢族以外,這裡還生活著彝族、白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他們信奉本民族的宗教,保持著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1939年,淪陷區的難民紛紛湧入昆明,城內一時間人頭湧湧,食品奇缺。和他們的中國同事或朋友一樣,三個猶太家庭只能在動盪多變的時局中艱難求生。當時的昆明城內只住著少數外國人,他們大都是外交官、傳教士或猶太難民——1940年初共有十二人。

    1939年9月1日,隨著歐洲戰事的爆發,局勢進一步惡化。1940年日軍佔領中南半島,猶太僑民與德國的聯繫隨之中斷,日軍幾乎天天對昆明進行轟炸。由於沒有防空掩體,空襲警報拉響時,市民只能一窩蜂地湧到城外山坡起伏的地帶避險。

棲身村中小廟

    凡是有些辦法的城裡人,無不選擇到鄉間避難。蜜雪森一家也來到一個偏僻的村子,在村中小廟的廂房裡暫時安頓下來。十二歲的米夏埃爾很快就學會當地方言,很輕鬆地融入了鄉村生活,平時和周圍的孩子玩鬧嬉戲,幫農民下田插秧,他們一家還被邀請去參加同村人的婚禮。

    里本塔爾也在一處窮鄉僻壤找到了落腳處,不遠處同是南遷到此的同濟大學附屬中學,瓦爾特·里本塔爾在該校教授德語。這所一直以來依靠德國人資助的學校在當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學生擠在沒有取暖設施的簡陋校舍裡,過著忍饑挨餓的生活。1941年7月前,里本塔爾甚至一度靠從德國領事館領取救濟勉強度日。

    對於難民來說,偏僻山鄉的生活更難適應。當地百姓十分窮困,田間勞動也很繁重,但對這些流落異鄉的難民卻分外友善,總是盡力為他們提供各種幫助,還十分熱情地邀請他們參加村裡的各種節慶活動和乞雨儀式。里本塔爾入鄉隨俗,開始學著像當地人那樣種菜養雞,自給自足。和他們同住一個院子的是一位帶孩子的少婦,夏洛特·里本塔爾沒事的時候就學著用中文和她聊天。只有兒子瓦爾特學會了當地方言,進入廟裡的小學校讀書,和村裡的孩子打成一片。一家人再也不用在令人心驚的空襲警報中東躲西藏,但疾病的威脅卻如影隨形——瘧疾和傷寒四處傳播。1941年3月,瓦爾特·里本塔爾不幸感染傷寒,由於村裡缺乏醫藥,在持續高燒40°C,生命垂危的情況下,他被幾個鄰居一路用轎子抬著,花了好幾個小時趕到火車站,在擁擠的車廂裡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勉強容身的位置,總算及時趕到由法國人在昆明開辦的醫院,最終脫離生命危險。

動盪艱辛的戰時生活

    1941年初,諾特曼一家重返昆明。同年秋天,瓦爾特·里本塔爾回到昆明,他的妻兒直到第二年才回到城裡。當時日軍的轟炸已經停止。1941年12月,美國義工組織「飛虎隊」投入對日作戰,1942年秋,美國在昆明建立空軍基地。負責向印度運送物資的茶馬古道在中斷許久後重新開通。日軍對雲南的進攻以失敗告終。

    雖然軍事威脅解除了,三個猶太家庭卻遠不能高枕無憂。其時昆明的生活狀況急劇惡化,大片房屋被毀,很難找到棲身之地。面對急劇增長的人口,日常供應幾近告急,物價飛漲更是讓顛沛流離的戰時生活雪上加霜。里本塔爾一家三口不得不暫時擠在一間屋子裡生活。為了賺取一點微薄的生活費,從柏林來的幾個男人四處尋找代課機會。里本塔爾重新開始在大學授課,專業領域的交流也逐漸恢復正常。但維持生計仍然是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由於薪資微薄,教師紛紛在校外做起了兼職。許多教授和學生整日過著饑腸轆轆、食不果腹的生活。瓦爾特·里本塔爾靠做家教來補貼家用。憑著在縫紉方面的手藝,夏洛特·里本塔爾與當地婦女一起開了一間裁縫鋪,專門製作各種帶刺繡圖案的布偶、布老虎和睡衣。瑪格麗特·諾特曼也同樣靠縫紉來維持生計。

重返北平

    動盪不安的時局也使常規的學業難以為繼。輟學後的米夏埃爾進入一間汽車修理廠和一家小型的金屬製品廠做學徒,在那裡他能得到一份免費的工作餐。

    1943年,諾特曼一家離開昆明。當時已經移居美國的兒子格哈特為他們辦理去美國的簽證。里本塔爾一家於1946年隨西南聯大重新遷回北平。在西南聯大時期,瓦爾特·里本塔爾與他的中國同事一起成功破譯了在雲南偏僻山鄉的寺廟裡被發現的梵文碑刻,證明當地早年曾有佛教傳入。這項發現在當時的佛教研究界引起了一場小小的轟動。1952年,里本塔爾一家也離開中國。1948年,埃里希·蜜雪森在昆明死於癌症;1949年,卡塔琳娜·蜜雪森作為唯一一位猶太返鄉僑民重回柏林,她的丈夫在死後被恢復名譽。戰爭期間,這些柏林猶太人依靠中國朋友和同事的幫助,在一個正在生死線上掙扎的城市找到唯一的庇護所,由此躲過大屠殺的劫難。

首屈一指的中國佛教研究專家

    瓦爾特·里本塔爾成為中國佛教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他的兒子瓦爾特因種種原因日後未能再次回到中國,但他終其一生都在從事中國民間傳說方面的研究;2017年,他的一部遺作在中國出版。米夏埃爾·諾特曼得以在有生之年重訪故地。2011年,他回到當年曾經生活過的村子。車開到壩子上停下來,他剛一下車,就有兩位老人走過來,十分熟絡地跟他打招呼:「你腿腳還不大好噻?」米夏埃爾·諾特曼患有小兒麻痹,有一條腿行動不大自如。

    日前,柏林市政府正在考慮在卡特琳娜和埃里希·蜜雪森的舊居前鋪設分別刻有他們名字的「絆腳石」,以示紀念。

    梅希蒂爾德·羅伊特納(Mechthild Leutner),柏林自由大學漢學教授。本文在作者另外一篇介紹埃里希·蜜雪森生平的文章(原載《柏林人的中國》[Berliner China],2018年第50期)、與羅伯特·里本塔爾(Roberto Liebenthal)合著的《逃亡生涯:瓦爾特·里本塔爾》(Ein Leben im Exil: Walter Liebenthal,2019)一書以及米夏埃爾·諾特曼的回憶錄《我的故事》(未出版)基礎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