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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音樂
演出時間

音樂舞臺劇《飾演男主角之女性》(Principal boy)演出前的設備測試與彩排 斯圖加特Eclat新音樂節
音樂舞臺劇《飾演男主角之女性》(Principal boy)演出前的設備測試與彩排 斯圖加特Eclat新音樂節 | 照片(剪輯):© 弗蘭克·克萊因巴赫(Frank Kleinbach)

無論是混亂有趣的電視節目、反烏托邦的大男子主義表演還是跨宗教的禱告盛會 —— 2018年,新音樂向大家證明了其與娛樂藝術之間並非陌路。

作者: 雷奧妮·萊內克(Leonie Reineke)

    不僅是在政治領域,其實對各行各業來說,大家依然可以信賴、「誰的聲音大,誰就能夠實現自己」 這個簡單的道理。有時候,只要音量夠大就能夠肆無忌憚地壓倒一切,並且遮罩、簡化、縮小那些關鍵細節。而有的時候,也有必要通過大音量來喚醒聽眾、明確觀點;或者也可以只是為了使人嚮往寂靜。2018年,新音樂界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表現的很吵鬧、很喧嘩,精力甚至有些過於旺盛,產生的影響時而令人印象深刻,時而發人深思。

沉浸在體驗之中

    無論是在大型節日,還是在小規模的地方活動中,音樂是眾多組成部分中的一員,它們共同形成一個更大的整體形象,那就是「演出」。今年,以娛樂為導向的活動方案備受青睞。例如傑西·馬麗諾(Jessie Marino)的音樂劇《好人好報》(Nice Guys Win Twice)在達姆斯塔特國際夏季課程(Darmstädter Ferienkurse)中首演。馬麗諾選用了來自丹麥Scenatet樂團成員作為演員、默劇演員、主持人、爵士與搖滾音樂人登臺亮相。舞臺佈景由數個移動投影幕彙集而成,每一個幕布上放映著不同的影片,向觀眾展示了「感官飽和」之全景。這是藝術家對「快節奏」社會的鞭撻?抑或是對現代藝術中缺乏想像力的各種時髦伎倆進行的總結?其引發的評價各不相同。

    法蘭克福現代樂團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在系列活動「連接」(Connect)中上演了菲力浦·維納布林斯(Philip Venables)的作品,他們乾脆將這部作品演繹成了一個通俗的電視智力競賽節目。樂團在這裡不再是音樂會的演奏者,而是現場曲調的提供者,並至始至終渲染著會場氣氛。類似的情況還包括夏天推出的「酒店酒吧音樂」(Music for Hotel Bars),新音樂為柏林奢華酒店提供了與其氣氛完全融合的樂曲。至於聽眾究竟是在嘗試傾聽的時候被酒吧後臺的聲響干擾,還是奇怪的音樂演奏影響了客人們享用他們的雞尾酒,問題的答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這裡的座右銘是——要行動起來搞事情,不要只是去沉思。

躍出你的舒適區

    斯圖加特Eclat音樂節也曾上演過一場不同尋常的大型節目。期間的誇張表演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呈現在觀眾面前:在《飾演男主角之女性》中,拉法爾·斯波采斯尼(Raphael Sbrzesny)在劇院的體育館裡用金屬雕塑創建了一個障礙跑道,再加上一些影像、音響以及令人琢磨不透的舞蹈。舞蹈中投入了數升之多的沐浴液和除臭劑。這一切在青春期大男子主義與加密象徵意義之間創造出一種反烏托邦之意境。在此期間,觀眾領略了大量的迷你表演,這些表演充滿了男性偏見以及因自戀而起的侵略行為。同時,這也向觀眾揭示虛偽,表達了壓抑著的絕望之情。斯波采斯尼成功地將一種個性形象程式化地表現出來。他自己將這種個性形象稱為:「越來越多地成為媒體注意焦點的虛無主體」,也就是「恐怖分子的形象」。

    現代生活中,我們總要面對一些令人心煩意亂的東西,如果說上面這個作品的每一個方面都能夠引導觀眾注意到這些,那麼柏林音樂節(Musikfest Berlin)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避開了明確時代分類的表演:卡爾海因茨·斯多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74年首演作品《依諾裡》(Inori)。晚期浪漫主義管弦樂的伴奏下,兩位舞者在2.5米高的平臺上舞出各種祈禱的姿態,將愛樂音樂廳變成跨越各種宗教信仰的禮拜堂。然而,這個大型的儀式只是斯多克豪森作品在今年音樂節上諸多演出的一部分,觀眾們還領略到了其他幾部巨著,例如《接觸》(Kontakte)、《迴圈》(Zyklus)以及他的早期作品《鋼琴曲》(Klavierstücke)。

    此外,柏林音樂節還可以看到場面同樣宏大,來自馬提亞斯·斯巴林格(Mathias Spahlinger)的作品《旅程/風景》(passage/paysage)。這是一部很少上演的作品,其思想之深刻、內容之精緻少有作品能出其右。通過這些高標準的節目我們可以看出音樂節藝術總監對藝術前瞻性的重視。同時,在一個並非以新音樂為焦點的藝術節上敢於去冒這個險,也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做法。但是,這一系列前瞻性做法中有一點上卻完全沒有做到:那就是性別問題。2018年,女性作曲家沒有在任何一個音樂節上亮相。在活動策劃過程中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人發現這個錯誤,而這恰恰說明我們在這一領域還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亟待討論

    而其它地方則更加積極的對待兩性平等問題:在達姆斯塔特夏季課程裡,11個作曲委託中有7個分配給了女性。此外,其藝術總監首次決定在錄取學生的過程中引入性別比例:女性學員比重爭取達到50%。最後的結果是,女性的比例達到了42%。儘管差了一些並未實現既定目標,與上一屆相比則有了顯著的進步。

    之所以實現這一目標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分步解決問題,主要是因為幾個世紀以來男性人物一直在音樂界佔據統治地位。因此,在如今的音樂行業中,獨立音樂創作者以及決策層裡仍舊少有女性的身影,一段時間以來,該問題在音樂圈內引發了討論和一系列的行動。鑒於此,2018年的達姆斯塔特暑期課程中也安排了很多會議與對話,其數量是空前的。我們能夠觀察到一個趨勢,那就是很少有以音樂美學問題為中心的討論。例如,有一個名為「整理碎片」的專案,多個藝術節組織參加,其目的是將策展實踐中的性別、多樣性、去殖民化、技術變革等問題聯繫起來。項目的一部分包括一場為期四天的會議,該會議的討論議題是音樂業務的組織結構和等級架構。

講述另一種故事

    柏林「三月音樂」( MaerzMusik)是參與「整理碎片」專案的音樂節組織者之一。這個項目嘗試修正或者至少以批判的眼光重新思考西方藝術音樂界老的等級架構與價值體系。與2017年一樣,作曲家尤裡烏斯·伊斯特曼(Julius Eastman)的創作屬於重點專案之一。伊斯特曼1940年生於紐約,一度過著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的生活。20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白人和異性戀男性在藝術音樂舞臺上佔據著統治地位。而伊斯特曼作為一名非裔美國人和同性戀作曲家幾乎無法獲得任何發展機會。1990年,早逝的他在音樂界仍舊無人問津,其樂譜遺稿遭遺失,錄音亦未出版。直到不久前,業界才逐漸開始重視伊斯特曼和他的音樂。2018年,「三月音樂」在伊斯特曼作品的發掘工作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還有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藝術節之中,這個名字在新音樂領域中已經很久沒有人聽過,他就是特雷·塞米利茨(Terre Thaemlitz):1968年出生的美國藝術家。塞米利茨對外明確宣稱自己是一位變性藝術家。塞米利茨作品的主要核心就在於拒絕固化性別認同:在多媒體表演中,他故意批判以兩性為規範的世界觀以及長期固化停滯不前的價值觀。他幾乎所有項目的特點都是大規模廣泛使用文本材料。越是如此,其音樂越是能給人一種更加樸實無華、簡單明瞭的感覺。然而,這是有其原因的:按照塞米利茨自己的話來說,音樂只是他文化與社會批判立場的一種媒介。由此可見,塞米利茨對音樂本身的態度是冷漠的。而恰恰是「三月音樂」將這位元藝術家的作品作為音樂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原因很令人費解。但同時,這或許也體現了目前發展趨勢中的一個典型症狀:擔心僅僅依靠音樂會導致一事無成。

新無害主義與潛在顛覆性之對決

    幸運的是,懷疑音樂影響力的想法並非普遍觀點。例如今年的多瑙埃興根音樂節就以聲音本身為中心。很多節目沒有添加任何其他因素,完全專注聲音體驗。在此過程中產生了一批引人入勝、戲劇化色彩濃郁、聲音細膩複雜的作品,例如馬林·邦(Malin Bång)的管弦樂作品《暴動的碎片》(splinters of ebullient rebellion)、艾諾·柏博(Enno Poppe)歷時一小時的作品:《廣播(九個合成器)》(Rundfunk für neun Synthesizer)、米樂拉·伊威塞維奇(Mirela Ivičevićs)的合奏曲《白色事件》(Case White)。然而,其趨勢也部分的朝著「新無害主義」方向發展,例如伊萬·費德勒(Ivan Fedele)、馬克·斯特羅帕(Marco Stroppa),羅爾夫·瓦林 (Rolf Wallin)或者弗蘭塞斯克·費麗岱 (Francesco Filidei)的作品。無論是管弦樂是否被用做電影音樂來烘托效果、獨奏樂器作為技術精湛的額外「彩蛋」還是室內樂團作為如漂亮客廳壁紙般的裝飾:對於很多作曲家來說,回歸音樂語言本身,演奏出乖巧美妙且優雅的旋律是一種需求,而對衝突、挑戰以及格格不入風格的追求則並不多見。

    在另一個領域,新音樂引發了一場政治波動,然而這完全不是新音樂自願的:8月底,柏林當地報紙報導了德國鐵路公司的一個計畫,那就是在赫爾曼大(Hermannstraße)快軌火車站播放無調音樂。其目的在於以此來驅趕車站附近的酗酒者和吸毒者。之所以要播放無調音樂,是因為這種音樂與普通人的欣賞習慣相左,很多人聽到後會覺得不舒服。很明顯,德國鐵路公司沒有真正弄明白「無調音樂」這個概念是什麼,即使是不考慮這一點,德鐵的做法也無異於是在侮辱一種藝術。更何況當年納粹分子將「無調音樂」惡意誹謗成「墮落音樂」,而距離納粹的譭謗這種做法尚未過去百年。

    該報導很快在網上引發了公眾的口誅筆伐(甚至美國的《紐約時報》也報導了這一事件)。不久後,新音樂領域的很多人物開始反擊,且非常富有創意:一些廣播電臺的編輯和音樂學者致信德國鐵路公司,詢問是否有計劃為此招聘作曲者;網上還出現了有關「德國鐵路——無調音樂」(Deutsche Bahn Atonal)集會的虛假預告片。柏林新音樂組織呼籲公開舉行抗議活動,德國鐵路公司管理層並沒有對此作出回應。於是在「無調音樂,為了你和我(Atonale Musik für alle)」的口號下,赫爾曼大街火車站廣場上舉辦了一場音樂會,旨在向公眾展示這裡未來將會有怎樣的氛圍。當時有大批公眾參加了這次活動,其踴躍程度也說明了一切。兩天之後,德國鐵路公司放棄了這一計畫。究其原因,究竟是意識到了抗議活動會帶來的惡劣影響,還是不想再樹立更多的敵人,我們只能推測了。但是有一點我們能夠確認——新音樂在這裡強勢證明: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爭議和顛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