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捷徑:
直接前往內容(Alt 1)直接前往次目錄(Alt 3)直接前往總目錄(Alt 2)

家鄉
「腳踏兩條船也意味著自由」

张玮
© Goran Basic

中國作家張瑋現居瑞士約三十年。如今她用德語寫了一本小說。在這裡她談到了文革、歐洲的陳詞濫調和加爾文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情懷。

作者: 馬克西米利安∙卡克霍夫(Maximilian Kalkhof)

歌德學院:張女士,你自從1990年開始住在蘇黎世。在《新蘇黎世報》可以讀到,你剛來的時候對瑞士感到失望。為什麼?
 
张:是的,我心目中歐洲的形象和瑞士的現實是背道而馳的。我心目中歐洲的形象源於18和19世紀的文學。在中國,我閱讀了查理斯·狄更斯、簡·奧斯丁和奧諾雷·德·巴爾扎克的作品。我期待的是一個波希米亞式的社會,咖啡館裡有天鵝絨沙發,還有關於藝術本質的美妙對話。可是後來我發現自己置身於懷有著「摩拳擦掌蓋屋建房」心態的加爾文主義瑞士。
 
你當時對歐洲心懷嚮往嗎?
 
張:是的,歐洲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種文化典範。我極其嚮往歐洲文化。我還記得當時瑞士人對讓-雅克·盧梭的態度讓我感到多麼地格格不入。
 
瑞士人對讓-雅克·盧梭的態度有什麼不對的?
 
張:盧梭的《懺悔錄》給在中國的我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對我來說,出生在日內瓦的盧梭是瑞士的國家英雄。於是我去了盧梭曾經居住的比爾湖(Bieler See)上的聖彼得島(St. Petersinsel);基本是一場朝聖。我在那裡的岸邊只找到一尊胸像和一塊紀念盧梭的小牌子,但是牌子上根本沒有提到盧梭是在瑞士出生的。瑞士人不像中國人那麼崇敬他們的文化英雄,這當時在我而言完全不可理喻。我想,他畢竟是個瑞士人,畢竟得讓世人知道這個。這在我心中激起了抵觸情緒。
 
抵觸情緒?
 
張:是的,對這種冷漠的抵觸情緒。我來自中國,抑制不住地渴望著自由。我在家被視為叛逆。但我並不自由,因為我還從未能夠完整地表達我的想法。我終於到了瑞士的時候得到了自由,我想要吸收文化,參與討論,發展自我。但是我碰到的很多人都太忙了,對文化和探討沒有強烈的興趣,而是更關心按部就班地生活:找工作,買房子,組建家庭。我必須先在這兩極中找到一個位置。顯然,我還沒有變成瑞士人。我想說,我成功地保護了自己免受很多東西的影響。
 
你1990年為什麼決定來瑞士?你簡直是來自另一重天地。你的故鄉重慶——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人口幾乎是整個瑞士的四倍。
 
張:這或多或少是個偶然。我主要是想離開中國。我當時試了向很多大使館申請簽證出國。我當時其實想去美國。當時幾乎已經一切就緒了。但是當時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因為人員變動,所以耽擱了。而在這段時間裡我拿到了瑞士的簽證。我「嗖」地就走了。我也可能去挪威、瑞典或者丹麥。此外,重慶感覺上比實際上大很多,而瑞士感覺上比實際小很多。
 
你的意思是?
 
張:重慶是一個巨大的村落。這座城市有一個現代化的面貌。但是只要離開主幹路,就會感覺身在鄉村。相反,瑞士很小,但是蘇黎世尤其是個融合了世界各地的人的大都會,富有文化多樣性。我二十年前開始出入劇院,在那裡見識了優秀的國際戲劇。類似之物我在重慶是見不到的。瑞士這個國家氛圍豐富,所以像我這樣的一個外國人生活起來並不困難。
 
你在《新蘇黎世報》上說「我成了一個歐洲人」。
 
張:並不確切,這有點誇張了。我更像是腳踏兩條船。我對中國也懷有強烈的文化眷戀。我自始至終是個中國人。但是我覺得我在某種程度上融入了歐洲。
 
你眷戀的是什麼?
 
張:我前幾天剛剛跟兩個朋友聊過中國人對待死亡的態度。我要說這對全人類來說都是一項成就。這種輕而易舉的態度:人們和逝者交談,給他們燒紙錢——我覺得這非常魔幻。你只要想想那些畫著沙漏和死者頭像的巴羅克繪畫就會發現,這和基督教對逝者的想像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活著只是為了獲得救贖——我只要一想到這種想法就會意識到:我是百分百的中國人。
 
2007年你出版了一本名為《腳踏兩條船:在瑞士的中國人的故事》(Zwischen den Stühlen: Geschichten von Chinesinnen und Chinesen in der Schweiz)的自述集。腳踏兩條船並不舒服,不是嗎?
 
張: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感到這種腳踏兩條船的狀態是一種負擔。我做這些訪談的時候哭了很多次。我感覺:我們這些在國外的中國人活得太累了。但又是為了什麼呢?為了我們能夠實現給自己設定的目標。而當這個目標實現了的時候,我們又沒有力氣感到高興了。這也是我決定以後只寫虛構作品的原因之一。這樣一來素材是掌握在我手中的。不過現在我對腳踏兩條船的狀態看法不一樣了。
 
你現在怎麼看?
 
張:腳踏兩條船也意味著自由。我現在懂得了中國和瑞士的社會規範。我能感受到這些規範,卻不再覺得必須完全遵從了。我想無視它們就無視它們。有點像一艘潛艇。有興趣時,我就浮出水面參與其中,不感興趣的時候就潛伏水底。
 
你最近出版了第一部用德語寫的小說《給毛的一個芒果》(Eine Mango für Mao)。用外語寫作小說是不是很費勁?
 
張:我決定用德語寫小說並不是針對中文。我意識到,我用德語構造的意像可以避免被草率地解讀。我後來用德語寫了一些東西之後,嘗試過重新用中文寫作。但是寫得很不成功。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中文太不一樣了。德語有中文沒有的確切性。中文裡很多東西是委婉表達出來的。除此之外,用德語寫作對我而言還有一個好處:詞語不會湧現到我的腦海中,所以我的寫作並不是那麼自動化的。我必須花更長的時間思考,找到準確的詞語。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後,意像才在我的心目中顯現出來。
 
這部小說從一個孩子的視角描寫了文化大革命。你為什麼決定選擇這個視角?
 
張:有很多原因。其一是因為孩子看待文革的眼光是天真的;我覺得這非常引人入勝。大多數成年人大概是把文革當成一場災難來經歷的。但是對孩子來說它其實很棒:學校關閉,不用上課,可以整天在街上胡鬧。不過也和語言有關。在文革期間,人們對人或事物並不直呼其名,例如毛澤東。我有興趣瞭解孩子是怎麼去理解周遭隱晦的紛亂語言的。
 
你已經熟悉了歐洲。你現在到中國旅行時,哪些事物會讓你感到陌生?
 
張:物質主義和對金錢的執迷。在中國很多人聊天都離不開薪水、住房和車。我覺得這毫無意義,讓我說不出話來。很多人的自私自利也讓我感到不適。只要一說起國際話題,很多人就只會圍著一個問題轉:中國什麼時候能成為新的世界強國。所以我總是問自己:然後呢?然後你們就能都幸福快樂了嗎?
 
你也是一位時事評論員,為《新蘇黎世報》等刊物供稿。你覺得德語媒體對中國有很好的瞭解嗎?
 
張:很遺憾,並沒有。總體來說媒體當然總會報導一些關於中國的事情。而大多數寫得也很好。不過我發現這類文章大多只是在印證已有的印象。我認為原因之一是大多數記者對中國瞭解甚少,所以用其他記者的報導作為標杆。這導致特定的主題被無限重複,而其他的主題根本沒有報導。這是很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