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畢飛宇

 
格丁根一月
 
歌德學院有一個很好的計劃,每年安排一位南京作家和格丁根作家進行互訪。這兩個“互訪”的作家可不是住在酒店裡的遊客,而是住在社區,踏踏實實地“過日子”。

老實說,我參與過多種多樣的文化交流,但是,格丁根的一個月終究是特別的。我每天都像格丁根人一樣生活,用德國餐具自己做飯,用德國衛生用品自己料理衛生,吃德國麵包,喝德國啤酒,參加年輕人的生日派對,參觀中小學,參觀幼稚園,和流浪漢聊天,一個月下來,我想我已經喜歡上了格丁根。


喜歡的前提是適應。對我來說,文化交流不是別的,首先是適應。如果我們對這個世界抱有最基本的尊重,我得說,文化的差異是天然的,差異是這個世界最本真的屬性。在差異面前,我們如何去適應呢?這是文化交流最為關鍵的一步。

過日子當然是最為有效的辦法之一。就在我抵達格丁根的第二個上午,我逛街了。就在沃達豐營業部的門口,遇見了一位流浪歌手。他六十多歲,可是,唱得很賣力。他的歌我一句都聽不懂,我問他,你唱的是不是德國鄉村的歌?他說是的。他告訴我,他是德國“唯一用德語演唱的歌手”。他用手指頭強調:“Only one.”我不會相信的,他怎麼會是“德國唯一”用德語演唱的歌手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該否認,在世界範圍內,流行歌曲差不多已經是英語的天下了,在倫敦,在巴黎,在米蘭,在紐約,在蘇黎世,在成都,在新德里,在香港,我們隨處都可以聽到流浪藝人的英文歌曲。就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底下,總有人在千方百計地堅持自己的文化特徵。這是弔詭的,一方面在交流,一方面在堅守,——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最為生動的局面。

這樣的弔詭同樣發生在我個人的身上,作為一個中國的小說家,在我內心的深處,我自然渴望強化自己“中國作家”的身份,同樣,在我內心的深處,我一樣渴望獲得更大範圍的文化認知。這樣的願望交織在我的內心,我會寧靜麼?答案是積極的,美好的,會。文化就是堅守與吸納所扭成的那根麻花,無論怎麼扭,它都是香的。

我要誠摯地感謝歌德學院和格丁根大學跨文化交流中心,他們精心為我預備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朗誦會。多年之前,一個叫馬克的翻譯家把我的《青衣》翻譯成德語,現在,他們請人把我的《青衣》片段由德語重新翻譯成漢語。這個朗誦會很有趣,很有價值,先是我的漢語朗誦,然後是德語朗誦,再然後是“翻譯漢語”朗誦。對照一下兩種不同效果的漢語,我們看到了文學翻譯——或者說,文化交流——所帶來的豐饒。

這個朗誦會的價值體現在朗誦之後,我,德國的學生,中國的學生,當然還有德國的市民,我們一起討論了兩個不同漢語文本之間的微妙區別,——從小說裡所描述的宴會出發,藉著語言,我們看到了兩種“餐桌文化”的巨大差異。正如一位德國女士所說的那樣,多年前,她讀我小說的時候,她居然沒有讀明白:她不知道我描寫的是“吃飯”,她以為我描寫的是“開會”呢。我告訴她,在中國,“宴會”是政治,也是經濟,是倫理,也是秩序。如果你不瞭解中國的“宴會”,不掌握中國“宴會”的語言,你永遠也不可能真正瞭解中國。

我們的討論是遞進的,我們討論了語言。我們都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我的原創小說裡,有許多“了”,而到了“翻譯漢語”那裡,那些“了”都沒有了。“了”,一個在漢語裡頭多麼不起眼的“小詞”,可它肩負起多麼巨大的表達使命。在西方語言裡頭,動詞有它的時態,還有變位,這些語言的“法律”在漢語裡頭是沒有的。我個人以為,西方語言的語法有科學的元素,它更側重於科學。漢語卻是美學的,它不那麼嚴格,它的趣味和魅力也在這裡。許多時候,一個小小的“了”,它不僅可以表達“現在完成”,還可以表達“過去完成”。換句話說,漢語具備更多“言外之意”,它具有驚人延展性,所以,我們不可能產生康德和黑格爾,但是,漢語的世界在兩千多年前卻可以為人類貢獻出老子與莊子。

歌德學院的工作還在繼續,我知道,年輕的,更年輕的一代還會繼續交流下去。在未來的交流過程中,不同的文化是進一步融合了呢?還是進一步凸顯出自身的特質?老實說,我不知道。可是,我願意承認,這個懸念很美,它很吸引我。我願意把自己看做中德文化交流的讀者,我想一頁一頁地看下去。
 

  •  畢飛宇在哥廷根的讀者活動 Barbara Dengel
    畢飛宇在哥廷根的讀者活動
  •  畢飛宇在哥廷根的讀者活動 Barbara Dengel
    畢飛宇在哥廷根的讀者活動
 

畢飛宇,1964年生於江蘇興化。著名作家,南京大學教授。1987年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從教五年,歷任南京特教師範學校教師。《南京日報》記者。2013年受聘南京大學,成為該校特聘教授。作品《推拿》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哺乳期的女人》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玉米》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以及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另著有代表作品《青衣》、《平原》及《慌亂的指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