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施益堅

中國的另類時代

初到南京,有一幕令我終身難忘。艙門打開,搖晃的舷梯一路通向滑行道。空氣像一塊濕熱的手帕蒙在我臉上,煤油味混雜著發動機的噪音。幾百米遠處,航站樓像一座破舊的工廠,在熱浪中閃閃發光。乘客們拖著手提行李,一邊穿過滑行道朝航站樓走去,一邊迫不及待地找尋蔭涼。

這當然不是現在,而是1995年8月我首次來華的一幕。時隔22年後的11月,迎接我的新機場裡滿是空調的清涼,幾乎與歐洲和北美無異。光滑的地面,霓虹燈和廣告。機場大巴進城時遇上了堵車,但道路兩旁已經見不到當年那些體型消瘦、頭戴草帽、打著赤膊的修路工人和建築工人。在我今天要去的校園旁的上海路上,只有一處工地依然塵土飛揚,在夜裡被白色的探照燈照得燈火通明。工人們在挖開的溝渠旁住帳篷過夜,工地上幾乎沒有重型機械,只有不計其數的人力。

當年,我以語言生的身份在這兒呆了十二個月,這也是我成年後最為難忘的一段日子。這次我得在兩個月時間裡完成一部小說的收尾工作。它的故事部分發生在南京,但不是今天,而是約150年前的太平天國(1951-1864)末年。校方慷慨地給我提供了一間辦公室,它就在我當年住過的宿舍樓附近,從六樓窗戶裡還能望見當年的樓道。708室。現在,這座樓正在封閉裝修,拆下的空調成堆擺放在門口,而這正是我們當年所不可奢望的。

在較長時間裡頻繁訪華的人,無不為這兒翻天覆地的變化所驚嘆。我因為略熟悉南京,所以也更好地觀察到這一點。何偉(Peter Hessler)在《甲骨文》一書中寫道,中國的歷史往往僅在南京稍作停留,便繼續前往他處。明朝很快將都城北遷,太平天國的天京11年後便宣告淪陷,蔣介石政府十年後便逃亡重慶,隨即入城的日軍很快又在南京歷史上書寫下了最為短暫、卻也最為駭人聽聞的一筆。相比京滬,今天的南京在國際上聲名不顯,但這兒的變革同樣深入骨髓。一個全新的金融商業區在揚子江西畔拔地而起,仙林校區的後方出現了一片新興科技園。變化不只體現在市容市貌上,常駐居民也在不停地發生變化,這更為重要,卻也更難把握。在學校旁的一間小酒吧裡,店主抱怨中國越來越千城一面。他在山東出生,北京長大,當年幾乎與我同時來寧。我們相互交換對這座城市的記憶,對話突然陷入了對美好過去的追思之中。對此我早已習以為常:中國有時會沉醉於自身的繁榮發展,但有時也需要一絲懷舊;它渴望以某種方式駐足,而這是日新月異的變化所無法滿足的。

這兩股力量究竟誰更強大,我無從判別。當我去學校旁新開業的一家健身房報名時,經理告訴我他明年計劃至少多開十家分店。我和一位朋友出城,開了一個小時車,走進一家新樓盤的銷售中心。這座即將拔地而起的樓盤,其規模抵得上一座小城。開發商的女兒接待我們,她也是這兒的經理。她介紹說,這座新城可容納萬人,這兒的房子仿照傳統四合院而建,自帶內院和弧頂,並配有急救按鈕——服務對象是那些事業有成、卻無暇照顧父母的中產階級,“急救按鈕”是其引以為豪的創意。一張表格上列出開往火車南站、機場和南京中心城區的班車時刻。德國人也會在城市邊緣建養老院,但這兒乾脆建起一座新城。它以一座大型綜合醫院為中心,配有電影院、公園、體育設施和一座寺廟。四下參觀時,我不禁問自己:這是否就是無處不在的中國夢標語所要追求的真諦。現代化、設施齊全、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裝有地暖的四合院,嶄新的外表下透露出一絲傳統的氣息;更重要的是,這兒安全、有序、涇渭分明。這座城市的房子只有三種戶型,其區別只在面積和價格。一路上,只見潛在的買家心滿意足地伸手叩牆,對展出的傢俱讚不絕口,並饒有興致地詢問起一些細節(如院子小池塘中的鯉魚)。這不禁讓我想到“Chinoiserie(中式園林)”一詞。在十八世紀,歐洲的王公貴族喜歡在自家花園裡修建具有異域風情的涼亭,以營造陌生而美好的氣氛。隨我一道參觀過無憂宮中國茶室的中國人,還沒有一個能忍住不笑出聲,因為它仿造得實在太假,其目的也昭然若揭。現在我不禁要問,中國是否也有這樣的“中式園林”?還是說,這個問題是西方人驕傲自大的典型表現?

為了新小說,我在過去三年間閱讀了大量殖民態度盛行時期的日記、書信和回憶錄,其中無不洋溢著西方人的優越感。我的內心對這些材料深惡痛絕,但等我自己來到中國,有時也仍會被這種思想的餘孽所害。我發現自己經常自以為是,糾纏不休,只為尋找可以吐槽的事物——其實我並不是這樣的人。而我往往也能迅速找到吐槽的對象。走不出二十步遠,就能撞見十二個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標語,就連廁所裡都貼著“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它們之所以令我如此反感,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畢竟,除了中國,世界也在發生變化;我們無需查閱貿易資料,就能感受到這一切。我時常聽與我同齡的中國人談起他們的第一次歐洲之行,其中往往伴隨著窮國小民的自卑。現在,這種自卑感不但消失了,甚至反倒變成了驕傲。吃晚飯時,那個新樓盤的女經理得意洋洋地說:“法國除了巴黎都很落後。”我還記得自己1995年揣著每月1100馬克的獎學金來華時那種富甲一方的感覺。我從不坐公交,出門就打車,散步時遇到內急,就一頭鑽進附近的豪華酒店。沒有一個門童敢攔住我,盤問我是否是住客。——可以說,我的經歷和中國人當時在西方的經歷截然相反。如今,我的學生們人手一台嶄新的蘋果電腦和蘋果手機,滿大街盡是各色豪車。一次去上海短途旅行,前法租界酒吧裡的酒水價格著實讓我吃了一驚。或許我現在走進任何一家酒店,還是沒人會問我要房號,但我已經不敢這麼做了。時代變了。

說到時代——六年前,我第一次坐從南京開往武漢的高鐵,望著窗外的稻田和耕地的水牛,腦海裡不禁劃過這樣一種想法:中國雖統一使用北京時間,實際上卻橫跨許多時區;這些時區不僅很難從空間上區分,甚至相互間的差距也不是幾小時,而是幾十年。在中國,“現在”一詞是複數的,所以才很難被人們所把握。至少我每次來都做不到這一點。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感謝歌德學院和南京大學提供這次機會,使我得以拓寬自己本已紛繁蕪雜的中國印象,享受中國人一貫如初的熱情。這次中國之行和之前一樣,使我遇見了許多熱心人;也正是因為他們,我才會不日再來。

施益堅(Stephan Thome):1972年生於德國黑森州比登科普夫。大學就讀於柏林自由大學,獲頒哲學、宗教學及社會學碩士學位;期間曾到南京、臺北及東京遊學。2004年以壹篇關於跨文化註釋學和儒家思想的論文獲頒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學位。2005年至2011年任職臺灣國立大學、中央研究院、國科會等機構,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發表了有關跨文化哲學及現代新儒家思想的系列文章。2009年,他的首部小說《邊境行走》由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該書入圍德國圖書獎最終候選名單,並榮獲了德國Aspekte文學大獎。2011年後施益堅成為自由作家。2012年,他的第二部小說《離心力》在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該書也同樣入圍了德國圖書獎最終候選名單。2015年,小說《對立遊戲》出版。2014年,施益堅榮獲德國藝術院柏林藝術獎(201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