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柏林電影節部落格 熨斗和卷筆刀

Sebastian Hilger的影片《我們是浪潮》(2016)
Sebastian Hilger的影片《我們是浪潮》(2016) | 劇照(局部) © derzian pictures

科幻電影在德國總是反響甚微,經典之作《大都市》僅僅是個例外。但還是有人不斷做出新鮮的嘗試,要跟上世界發展的腳步——無論在東德還是西德。

  弗里茨·朗 (Fritz Lang)的默片《大都会》(Metropolis,1927)一直以来都是科幻电影中的里程碑——后来的经典影片,例如《星际战争》(Star Wars,1977)和《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都曾借鉴其中的设计。摩天大楼林立的恐怖世界中,两个阶级严格对立,今天看来,画面依然十分震撼。人们往往只记得影片中建构的反 乌托邦社会,却忘记这几部科幻影片已经比今天的电影制作更早预见了生活中的科技元素: 古代画面电话作为全面监控的工具;在阶级争斗中研发出的“人造人”,就像后来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和赛博格。

  《大都会》固然卓尔不群,但也不是唯一一部展开乌托邦幻想的电影。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至1933)的其他影片,例如保罗·威格纳 (Paul Wegener)的泥人哥连系列,或者更早的奥托·里佩特(Otto Rippert)的侏儒系列都曾就人工生命展开实验。工业时代分裂的人物形象经常出现——还有表现主义影片中典型的“恐惧迷恋”,融合了恐怖和娱乐。

  弗裡茨·朗 (Fritz Lang)的默片《大都會》(Metropolis,1927)一直以來都是科幻電影中的里程碑——後來的經典影片,例如《星際戰爭》(Star Wars,1977)和《銀翼殺手》(Blade Runner,1982)都曾借鑒其中的設計。摩天大樓林立的恐怖世界中,兩個階級嚴格對立,今天看來,畫面依然十分震撼。人們往往只記得影片中建構的反烏托邦社會,卻忘記這幾部科幻影片已經比今天的電影製作更早預見了生活中的科技元素: 古代畫面電話作為全面監控的工具;在階級爭鬥中研發出的“人造人”,就像後來我們看到的機器人和賽柏格。

  《大都會》固然卓爾不群,但也不是唯一一部展開烏托邦幻想的電影。魏瑪共和國時期(1918至1933)的其他影片,例如保羅·威格納 (Paul Wegener)的泥人哥連系列,或者更早的奧托·裡佩特(Otto Rippert)的侏儒系列都曾就人工生命展開實驗。工業時代分裂的人物形象經常出現——還有表現主義影片中典型的“恐懼迷戀”,融合了恐怖和娛樂。

  同弗裡茨·朗的《月裡嫦娥》(Frau im Mond,1929)一起,很多關於科技烏托邦的歷險題材影片都塑造了德國科幻電影中的先鋒形象。但是面臨納粹和戰爭,很多電影人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二戰中的極權主義和戰爭轟炸使得戰後人們對未來科技的幻想失去了興致,也停止了研發機器人的實驗。

東德烏托邦:宇宙中的社會主義

“Der schweigende Stern” (Planet of Death, Kurt Maetzig, 1960) Photo (detail): © DEFA-Stiftung/Waltraut Pathenheimer

  即便在德國分裂期間,兩國還是對宇宙的未來抱有一絲美好的幻想。東德的DEFA(德國電影公司)在國家委託之下於五十年代拍攝了一批太空探險題材的影片。電影《前往金星的第一艘太空飛船》(Der schweigende Stern,導演Kurt Maetzig,1960)由東德與波蘭聯合制作,既反映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對人造衛星技術的熱情,也看得出德國已經對濫用科技產生憂慮。一個國際宇航員團隊在火星上遭遇了本該發生在地球上的核廢物災難:“侵略者的自我毀滅!”情節設置與好萊塢經典影片《末日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存在著有趣的平行之處,但政治理念當然大有出入:國際主義和和平主義毫無爭議地成為了一個社會主義團體的理想模型,探險團隊中甚至還有一位美國人。

  Herrmann Zschoche的影片《Eolomea》中的批判態度更為明確。一位清醒的宇航飛行航太隊長質疑宇宙探險的意義。作品中對於毫無結果的空談和無法看透的重重決策過程的懷疑也可以解讀為是針對整個體制的批判。在一場場夢境的幻覺中不斷出現的Eolomea星球,最後變成了一個遙遠的烏托邦。儘管影片的情節充滿玄秘色彩,但今天看來仍是一部懷舊之作——片中場景奇異,音樂輕快。

以光速到達電視

  相比較之下西德的科幻作品比較少,其中主要都是電視製作,但情節的發展大同小異。充滿傳奇的七集連續劇《太空巡邏》(Raumpatrouille Orion,導演Theo Mezger, Michael Braun,1965)是德國目前為止製作經費最高昂的電視作品。人們對狡黠統帥McLane冒險之旅的喜愛後來幾乎演變成為一場宗教崇拜——借助六十年代的先鋒設計,再配上一些廉價的道具——一個變了形的熨斗和一個卷筆刀,變成了控制台上的開關按鈕。

  這部電視作品當時被批評為“偽科學的廢話”,但受到了觀眾的歡迎。今天正流行的復古未來主義正是關注與《太空巡邏》同時期的美國製作《星際迷航》(Star Trek,1966-69)。

德國恐懼歸來

  幾年之後科幻熱潮就消失殆盡。《佳尼美德行動》(Operation Ganymed,1977)是Rainer Erler眾多電影中的一部,是個關於一場失敗的宇宙探險的存在主義作品,對於全盤接受科技的進步展開了極端的批判。比起好萊塢的大製作,影片更像是安德列·塔可夫斯基的《飛向太空》(Solaris,1972)。核末日的幻像顯示出剛剛興起的和平主義運動與抵制工業化運動中的恐懼,影片的畫面簡直如《Eolomea》的鏡像一般。

法斯賓德的科幻和殘酷現實

  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又更超前了一步。他的兩集連續劇《世界旦夕之間》(Welt am Draht,1973)改編自丹尼爾·加盧耶(Daniel F. Galouye)的小說《幻世-3》(Simulacron-3),探討了未來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意識。在七十年代誇張的室內設計中,這位天才導演展示了一個壓抑的無菌世界,是片中主人公斯蒂勒博士的虛擬模擬模型。《世界旦夕之間》提前預料到了VR技術和網路空間,這在後來的電影《駭客帝國》(The Matrix,1999)中也有所涉及。這是德國科幻目前第一次領先。

  來自施瓦本的災難大師羅蘭·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在德國起步後,憑藉《諾亞方舟法則》 (Das Arche Noah Prinzip)進軍好萊塢。近幾年的新穎製作,例如Tim Fehlbaum的末日驚悚片《Hell》(2011)或者Sebastian Hilger的神秘主義影片《我們是浪潮》(Wir sind die Flut,2016)雖然預算有限,但也贏得了公眾的注目。科幻電影類型的無限可能性、德國電影基金有限的經費,和公眾不斷升高的期待,三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Lars Kraume的《為時不遠》(Die kommenden Tage,2010)當下看來仍有其迫切的意義。電影中的2020年,歐洲充斥著原材料緊缺、恐怖主義和難民潮的問題,為了應對南部蜂擁而至的人潮,阿爾卑斯山豎起了一座高牆。有時科幻情節輕易就說中了現實。
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中的回顧單元聚焦科幻電影系列”未來並不完美“(Future Imperfect. Science – Fiction – Fi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