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柏林電影節部落格 “我一開始就期待攝影機可以把我和母親距離拉近”

黃惠偵訪談
黃惠偵訪談 | © 黃惠偵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製片李嘉雯、剪接林婉玉攜片參加柏林影展電影大觀紀錄片項目,這部紀錄片極度溫暖而且真摯,深入觀察導演她被迫很年輕就嫁給一個暴力的丈夫並有了兩個女兒的同志母親。通過攝影,黃惠偵得以進入母親的內心世界,讓她們可以一起將過去種種放下,與自己和解。《日常對話》的團隊都非常可愛,導演黃惠偵的聲音甜美輕柔,與她談話不但如沐春風,也同時發人深省。


請問您從什麼時候、在什麼契機之下開始拍攝母親的故事?

最早開始想要拍攝母親的故事是1998年,我那時候二十歲,還在做牽亡的工作。有一個紀錄片導演來拍我和我妹妹,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電視台做節目的攝影機、知道有一種電影類型叫做紀錄片,那時候就開始想拍我們家的故事 。那時候先存錢買了一台攝影機,然後在社區大學學基本的技術,片中畫面比例比較小的就是1998年左右的素材。因為我的母親從1998年就開始被拍攝,拍日常生活時她根本不在意攝影機的存在,比較難的是要她坐下來訪談的時候,因為她不是一個用語言表達情感的人,而且那些過去都是她不想提的。

大家都以為拿著攝影機就會在人和人之間相處產生距離,可是其實我一開始就期待攝影機可以把我和母親距離拉近,因為沒有攝影機的話我根本沒有接近母親的機會。

你五歲大的女兒在旁邊觀察的感受是什麼?

我的女兒基本上從頭到尾都是跟著我們拍片,拍我們家的電影對她來說是一件有趣的事。她現在很愛拍照,像片尾看到的一樣,會拿著小小玩具攝影機學我做的事,一開始拍我、訪問我,後來去拍阿嬤,問阿嬤“你愛不愛我?”。片尾其實就是整部電影要說的事情:作為人,對於愛的追尋和質問,是與生俱有的。

你們最後餐桌上的對話非常感人,像是你對母親的告白,也同時對母親和觀眾揭露了一個關於過去的秘密。我想情緒上同時以女兒和以導演的立場進行那場對話應該相當困難。可以請您說說拍這場戲時內心情緒的轉折,以及場景設計和拍攝手法嗎?

這是一場我要和我媽媽告白的一場戲,擔心我們可能都會不自在,所以架了三台攝影機,一台對著我媽媽、一台對著我、一台可以看到整個景,然後攝影師就出去了。拍了三個小時,剪掉了蠻多部分。其實那三個多小時裡沈默的時間很長,因為我們的溝通很笨拙,對最親近的人什麼都講不好,也什麼都不敢講。有人問我們最後是怎麼結束這場戲的,其實拍到最後是我情緒崩潰了,跟我媽說你先走。不然我們還會一直坐在那裡,即便只是沈默掉著眼淚。她離開之後我就趴在桌上一直哭,直到攝影師上來把攝影機關掉。

錄影記錄下來的好處是,重新看的時候會有比較抽離的態度,因為當天的對話時我當的理解不見得是正確的。

拍完之後對你們的轉變?

拍片目的很明確,就是想改變我和媽媽的關係,結果我看到我們的關係往很正面的方向發展。當我把我們的人生拍成紀錄片的時候,然後把她放在金馬影廳跟觀眾一起看,突然可以隔著一點距離看到我們這對母女,她才真正理解我們之間發生了什麼,我們互動為什麼是這個方式。我媽媽平常是情緒起伏比較大的人,看完影片情緒突然變得很穩定,開心了一整個月,我很高興看到她收到我要傳達給他的訊息。

片中與你母親前女友們的訪談非常好玩,她們都非常坦誠。找到她們進行訪談遇到過任何困難嗎?

前女友大部分住我們家附近,找到她們並不難,這些阿姨們答應的理由不一而足。我媽媽現任女友很愛講話,之前那任很想被訪談,沒訪談前我們在家裡附近巧遇都覺得很不好意思。有些則是帶著想找人抱怨的心情來的。這些生活在比較底層的媽媽們反而沒有所謂可能中產階級比較拘謹愛面子的心情,他們很理解人生都是這麼回事,很辛苦的人生也是很值得與人分享的。

您們的夢幻製作團隊是怎麼組成的?

製片那時候從美國剛回來台灣,就是想幫台灣導演們,她在工作坊當講師時,我是學員。幫我們配樂的林強二十年前是當紅歌手的時候,有一次我做牽亡工作的時候,他來給亡者上香。後來我們在釜山的台灣之夜遇到,我跟他提起這件事,他也多問了一些我紀錄片的內容,說要幫我們配樂,費用不用擔心。跟侯導認識是通過社運,因為我拍電影之前的正業本來是做社會運動,他膽子很大,幫一個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拍的電影做監製,當時NHK想投資就用侯導的公司名義與NHK簽約,後來找資金也比較方便。 拍這部片一路真的有很多貴人。

恭喜你得到柏林影展泰迪獎的最佳紀錄片,這是柏林影展裡頒給在處理同志議題上表現傑出的電影的正式獎項。請問得獎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得獎是很大的肯定,而且是對所有參與這部作品的每一位專業工作者。電影不是件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所以真的很感謝所有支持及幫助過這部電影的人。這個獎是我能帶回去送給我媽,以及在台灣此刻仍為婚姻平權努力著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