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柏林電影節部落格 移民與離散的時代:那些遷徙的人和那些留守的人

笨鳥
笨鳥 | © Yellow-Green Pi・Coolie Films

雖然今年的柏林影展不再聚焦在難民危機,移民和離散依然是很多入選電影裡的重要主題,大家就此展開了更豐富的討論。也許這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可是這些議題其實與中國的時空背景息息相關。

       “跨越邊界”的概念在今年柏林影展中的很多電影裡都帶有形而下的現實意義, 離鄉背井的原因不一而足,為了躲避審判(Adriana’s Pact)為了打工(God’s Own Country, When the Day Had No Name, Vaya, Alyam Alyam, Mr. Long)、為了逃離迫害(Honeygiver Among the Dogs, Combat Au Bout de La Nuit),或者因為任重道遠,以天下為己任(I Am Not Your Negro)。

       乍看之下,移民和人口流動的問題似乎和中國沒有太大關聯,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各省之間地理距離而且人文、方言、經濟上的迥異(中國大多數的省份都和一個歐洲國家平均大小不相上下),移居外省打工的移工雖然不出國門,卻常常與跨越國界遷徙到其他國家的移民有著類似的感受 。鄉下地區的農民由於沿海和內陸地區之間的經濟鴻溝, 常常得搬到大都市地區打工,把工資寄回家裡,像是巧巧(《巧巧》)、老劉(《空山異客》)和Ying Ling (Almost Heaven)。他們往往被排除在戶口制度之外,因此無法取得土生土長的城市人口可以享受的基本社會福利,成了各大城市裡的“幽靈人口”。相對應的則是留守家鄉的孩童和青少年,像是石頭(《石頭》)、Lynn(《笨鳥》),還有導演謝天的短片《承諾》裡的小男孩,他們都是中國數百萬名留守兒童不同的面孔和故事。
 
       我的影評朋友Megan Spencer (The Guardian Australia)和David Mouriquand (Exberliner)很大方地和我分享了他們對於這些中國電影中移民議題的看法。「在這些電影裡手機無所不在,是一種連結,也是情感的替代。手機也不見得是種正面的存在,像是我們在《笨鳥》最後看到,把手機丟到河裡面感覺是一種痛快的解脫。」

       “那些我們在Almost Heaven年紀很小就得在大城市打工的孩子們,還有那些被迫留守的孩子們,他們的童年都結束的太早了。”David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