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柏林電影節博客 自我認同

今天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2017柏林電影節的諸多電影講述的就是對於自身角色,自我認知,以及自我與他人分隔等問題的思考。這些柏林電影節博主來自不同的文化區域,那麼他們的觀感又有何不同呢?

Nathanael Smith 納撒內爾·史密斯(Nathaneal Smith)— 英國: 約瑟夫·哈德(Josef Hader)執導並演出的參賽影片《野鼠》展示的內容情景讓每一個評論人都能感同身受。音樂評論人哈德曾長年就職於一家維也納報社,後來遭到解雇。他對此的反應很是悲壯:“我寫了二十年的音樂評論,別的什麼都不會。”此電影的內容缺乏內核,枝節卻錯綜複雜,主題很快就消失殆盡。但是電影描述的情景卻久久地盤踞在我的腦海之中。如今這個互聯網時代,到處都有網路寫手無償發表評論,顯然已經不再需要評論人了。影片中的這個情景刻畫得非常完美,我似乎在銀幕上也看到了我自己。這是非常令人難過的一幕

Philipp Bühler 飛利浦·布勒 (Philipp Bühler)— 德國: 約瑟夫·哈德的《野鼠》中的這一幕也一下擊中了我。一位元維也納音樂評論人遭到解雇,之後他的自我認同就如同過山車一樣起伏不定。其他行業的從業者也一定會對此深有感受。很多電影中的人物都會遭遇自我認同危機,有的自我認同受到威脅,有的受到震盪,有的會發生轉變,也有的會更加穩固,但刻畫得常常不太令人滿意。很難想哪一部電影裡沒有自我認同的主題。這些問題的原因也在於表演、角色、觀眾之間的影響互動,也就是在於媒體自身。哈德的幽默很精彩,至於這種奧地利式幽默是不是能被非德語國家所理解接受,可就比較難說了。

Ahmed Shawky 阿默德·肖凱(Ahmed Shawky) 埃及: 電影《希望的另一面》講述的是自我認同,它再次證明了電影藝術是何等珍貴的禮物。阿基·考裡斯馬基一次又一次給觀眾帶來驚喜和感動。在這部影片中,導演思索的是難民問題,其結果與我們以往看過的所有相關題材的作品都不同。

Camila Gonzatto 卡蜜拉·岡薩托(Camila Gonzatto) 巴西: 電影人的自我認同是什麼?什麼時候就會變成電影人?一些電影人認為製作短片是進入電影行業的開端,另一些人則把短片視為進行電影語言實驗的空間。本屆柏林電影節競賽單元的短片有兩大主題,它們涉及的題材多樣,如被用於實驗室實驗的卡通貓,巴西佈雷加音樂,手機拍攝的阿根廷牧馬騎術表演等等。大衛·奧賴利的短片《一切》(Everything,愛爾蘭與美國聯合制作)就集中了所有這些可能性,刻畫了一個覆涵萬物的,原子、動物、星球、人類一切都息息相關的宇宙空間。該短片是一部互動電腦遊戲的一部分,遊戲將於2017年進入市場。

Sarah Ward 薩拉·沃爾德(SARAH WARD) 澳大利亞: 一個人眼中閃爍的光芒可以洩露很多秘密——這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這種光芒可以散發出重新上路的堅決,同時也流露出深藏的恐懼、思想和情感。蘿拉·施羅德(Laura Schroeder)的影片《堤壩》(Barrage)中的洛麗塔·莎麥(Lolita Chammah)的臉上就寫著所有這一切。她在這部影片中飾演一位母親,她把女兒(Themis Pauwels)留在自己的母親(伊莎貝爾·於佩爾Isalbella Huppert飾演)家,一晃就是十年。她臉上一方面流露出對新生活的希望,企望和女兒建立新的關係,同時又對過往決定感到愧疚。在現實生活中,莎麥就是於佩爾的女兒,這讓這部家庭劇上升到一個新的層面,一位女兒在擺脫母親的牽絆,但又在試圖尋找她自己作為母親的定位和自我認同。

Yun-Hua-Chen 陳韻華 — 臺灣: 個人身份認同有很大的成分是通過與他人關係而來的,所以針對自我存在性的問題時,電影導演常常通過長篇對話力圖達成理解。就像是黃惠偵渴望藉由瞭解她母親的想法反思自身並重溫親情,在Lissette Orozco的《Adriana’s Pact》中,導演探詢她最喜歡的阿姨過去的所為,這同時其實也是對於導演自己生命本源的尋索,以及對於如何與血液裡惡的存在寬容共生的思考。《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的存在主義問題則是關於性取向的——我愛誰、什麼是愛,以及如何優雅面對隨之而來的喜悅和痛苦 。

Andrea D’Addio 安德雷亞·達迪奧(Andrea D’Addio)—  義大利: 盧卡·奎達尼諾(Luca Guadagnino)導演的電影《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講述的是艾略(Elio,由Timothee Chalamet扮演)的自我認同。艾略17歲,有一個女朋友,這年夏天和她一起在義大利北部的海邊避暑,艾略一家每年都在這裡度假。艾略發覺一位協助他父親做科研的美國大學生深深地吸引了他,面對此種發現,他沒有退卻,既未向父母也未向他崇高的愛情否認自己的欲望。他伸開雙臂,投身于青春自有的種種激烈和刺激,當兩人必須分手之際,他也必然要承受所有悲傷的重壓

Julia Thurnau 尤利婭·圖爾瑙 (Julia Thurnau)— 挪威: 多數電影是由境況優越的白人男性製作——也正好也是那些掌權的階層。他們拍攝的很多電影都在討論自我認同。那些優越的白種男人敏感地思索著這個宇宙(《始於陽臺》From the Balcony),他們想像女性如何反抗父系權勢(《虎妞》Tiger Girl),缺席的父親面對孩子如何辯解(《亮夜》Helle Nächte)。一小部分電影是由其他人製作的,女性、酷兒、和那些不能輕易獲得資源、並向統治階層發問的人。對於這各人群有一個專設的獎項,即泰迪熊獎。
 

Dorota Chrobak 多洛塔·克羅巴克(Dorota Chrobak) — 波蘭: 藝術家可以把所有的題材轉換為藝術品。的的確確是所有的題材。如果一個藝術家決定和另一個藝術家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又會怎樣?他的思想情感還能獨屬於他自己嗎?還是會被另一個人竊取?《愛心》(Serce miłości)是盧卡斯·隆杜達(Łukasz Ronduda)的第二部影片,非常精彩地呈現了兩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藝術家之間的種種糾葛。“你偷走了我的夢!”,蘇珊娜·沃特克(Zuzanna Wojtek)在電影中喊道。這起初聽起來像個笑話,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逐漸喪失自我認同及獨立性的人發出的絕望之喊。一個人最大的噩夢?你往鏡中看去,卻見到一張陌生的臉。


Pablo Lopez Barbero 伯羅·洛佩慈·巴蓓洛(Pablo López Barbero) 西班牙: 電影《普通女人》(Una Mujer Fantástica)描述了一個另類人士向充滿偏見、與敵意的保守社會宣戰抗爭的故事。女主人公是一位跨性別者,飽受了故亡男友一家人的百般侮辱。面對攻擊,她逐漸發展成一位勇敢獨立的人。影片的末尾她變的比之前更強大,更自信,更有能力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只有受盡折磨才能變強大嗎?可惜是的。